天下两黄檗与东西两黄檗
（来源：福建日报 2022-3-15 12版 理论周刊·文史）
李湖江 文/图
福清黄檗山万福寺
2022年2月25日，福建籍高僧隐元禅师获日本令和天皇加谥“严统大师”称号，这是隐元第7次获日本皇室敕封加谥。隐元隆琦（1592—1673年），福建福清人，临济宗第32世传人，1654年东渡日本，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开山祖师。那么，隐元禅师的故山黄檗山有什么样的来历呢？
黄檗山闻名天下已久，南朝梁江淹《游黄檗山》一诗是他在政治上失意被贬担任建安吴兴令时所写的，通过对黄檗山秀丽景观的实景描写，隐约透露出作者彼时出世的情怀。江淹终究并未真正出世，然而黄檗山之美名则借江淹之笔流传开来。这首诗也被历代多种版本的《黄檗山寺志》收入到“居士诗”当中。
早期两黄檗
明王志道在《黄檗山寺志序》开篇说：“宋人诗云：天下两黄檗。今天下山名黄檗者，不止两处，皆以断际师得名。吾乡黄檗，则师家山，初出世处，后履历诸方，不忘其初。盖诸方以人名山，斯乃山名人者也。”
这里提到的宋人是指南宋“永嘉四灵”之一的翁卷，他写有《游黄檗寺》一诗：“天下两黄檗，此中山是真。碑看前代刻，僧值故乡人。”诗中的两黄檗，一处指福建的黄檗山，另一处则指江西的黄檗山。
福建黄檗山得名是因为山上曾有许多黄檗树，黄檗味苦。据寺志记载，唐代的开山正干禅师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弟子，慧能曾告诉他未来的去处“遇苦即止”，正干回到福清黄檗山想起大师的话，于是就选择在这里开山。不过，学界认为慧能大师与正干禅师生卒年月有较大差距，寺志记载或有误。
江西黄檗山则是由于断际禅师而得名。断际禅师就是黄檗希运（？—850年）禅师，慈怡主编的《佛光大辞典（增订版）》介绍希运为“唐代僧，福州闽县人，姓氏不详。幼出家于洪州黄檗山，聪慧利达，学通内外，人称黄檗希运。相貌殊异，额肉隆起如珠，号为肉珠。据宋《高僧传》卷二十载，师尝游天台山……后游京师，遇一姥指示，遂还洪州谒百丈怀海，并大开心眼，得百丈所传心印，一时声誉弥高，人皆赞为大乘之器。后于黄檗山鼓吹直指单传之心要，四方学子云集而来，时河东节度使裴休镇宛陵，建寺，迎请说法，以师酷爱旧山，故凡所住山，皆以黄檗称之”。
由此得知，位于江西宜丰的黄檗山是由于黄檗希运禅师怀念故山而得以命名的。
裴休与叶向高
裴休是与黄檗希运交情甚好的佛教居士，也是唐朝著名的宰相。为官期间，他改革漕运、整顿茶税，建立功勋，留下美名。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指出他在佛教禅宗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先是追随圭峰宗密学习，之后迎请黄檗希运至宛陵（安徽宣城）说法，并记录笔记《宛陵集》；他在唐武宗会昌灭佛之际出面保护佛教，使佛教得以迅速恢复；在禅学思想上，他提出了“禅教统一论”，但他的思想是通过整理黄檗希运的言论而体现出来的。
以宰相的身份充当佛教护法居士，唐朝的裴休并非唯一的一位。大约800年后的明朝，内阁首辅叶向高成为促成明神宗赐藏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的重要功臣。
据明费道用《黄檗寺志序》记载：“万历中，叶文忠公在政府，为请于神宗皇帝，得赐藏经，焕然再新殿阁，金碧辉煌，相好光明，隆隆之象，一时未有。”当然，黄檗山能获神宗赐藏，不得不提及这一活动的首倡者中天正圆法师。中天正圆看到寺庙的破败，希望通过奏请龙藏而恢复基业，他在都城等候了8年因病圆寂，他的徒孙鉴源兴寿和镜源兴慈继续请藏，终得宰相叶向高相助而成就大业。
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终于成为与皇家有关联的寺院，极大提升了它的地位和影响力，由此也能看出当初中天正圆祖师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性。
隐元主持万福寺
在明神宗赐藏之后，还必须要有重要影响力的禅师来担任住持，才能确保基业流传。黄檗山万福寺的檀越们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迎请到临济宗高僧密云圆悟禅师。
1630年三月至八月，密云圆悟在黄檗山万福寺担任住持，后任则是他的弟子费隐通容以及通容的弟子隐元隆琦。隐元禅师在万福寺先后两次担任住持，合计时间长达16年，终使黄檗山万福寺成为名重四方的禅林宝刹。
据《黄檗山寺志》资料、平久保章《隐元》及林观潮《隐元隆琦禅师》的相关研究，隐元禅师所作的贡献主要是：一、寺院的建设。隐元主持期间，形成了非常完备的寺院规制，殿堂楼阁纷纷建成。二、寺产的增加。表现为田园的开垦。三、僧众的增多。在隐元赴日之前，黄檗山万福寺的僧众达到1000多人。四、法脉的传播。隐元第二次担任住持时已有12位法嗣，如无得海宁主持福宁州宁德县的玉象山龙华寺，西岩明光主持福州府长乐县的法华寺，他们在各自实施教化的同时，在古黄檗结制、戒会等时期担任要职，以助隐元法化。五、典籍的刻印。万福寺藏阁上设有刷印楼，藏有各种新旧刻板，印刷多种临济宗禅师语录及佛教常用手册。
明神宗敕谕
东西两黄檗
隐元东渡日本之后，在京都宇治开创新寺。与当年的希运禅师一样，为了纪念自己的出身之处，隐元将新寺命名为黄檗山万福寺，是为“新黄檗”，而福建的黄檗山祖庭则被称为“古黄檗”。在《黄檗开山普照国师年谱》中则有“东西两黄檗”的提法。
除了整个寺院的命名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命名都能体现出纪念的特征。比如说山峰命名，京都黄檗山有妙高峰、大吉峰、五云峰、乌帽峰、御峰和万松冈。首先，福清黄檗山就有五云峰；其次，大吉峰、乌帽峰应该化用了福清黄檗山的吉祥峰、大帽峰；第三，万松冈应该是改自福清黄檗山的万松庵。京都黄檗山有松隐堂、竹林精舍，福清黄檗山亦有松隐堂、翠竹庵。
与福清黄檗山相较，京都黄檗山最有特色的建筑是双鹤亭，隐元弟子独湛性莹《双鹤亭记》介绍建造由来：“岁在辛丑暮春之时，老人承上旨择地开山，初至和峰之麓，遥望青松之杪，玄裳朱顶，白鹤有双，若翘企相迎，继而翱翔复集于主山，即今丈室之后也。众以为道感之徵，请师作亭以志异焉。亭成，命某纪其事。”辛丑年是1661年，日本万治四年、宽文元年，当年隐元禅师在为寺院选址的时候，看见两只白鹤飞翔停留于主山之上，这样的事件在古代被视为“瑞应之事”，被认为是当事人在人格上具有崇高的魅力或者接近神迹的体现。
宽文《新黄檗志略》记载一事，1661年新黄檗落成，十一月四日又逢隐元七十岁古稀寿诞，众弟子写诗贺寿，法孙高泉性潡写有一诗《十一月初四黄檗老和尚初度，即孔子降诞之晨，步法叔即和尚韵》。孔子降诞日众说纷纭，十一月初四日是其中一说。
高泉禅师的观点认为儒释不异、互相含摄，这种观点其来有自。隐元禅师早年曾与夏狮岩、龚士龙辩论儒释一贯之旨，他的禅学思想实际上就是汇通儒释。隐元的弟子即非如一禅师也继承了这方面的思想资源，《即非禅师全录》卷七记载：“问：五戒与五常为同为别？答云：佛制五戒即儒五常，不杀即仁，不盗即义，不邪淫即礼，不饮酒即智，不妄语即信。但从佛口所宣，言别而义同也。檀越能守五常，即是持五戒也。”即非禅师的话系援引古语，早在北宋的契嵩禅师就说过同样的话，契嵩还写有《辅教篇》调和儒佛之间的争执。
正是因为黄檗禅僧这种开放的视野，所以得到了众多儒家士大夫的支持，就如前文提到的明朝宰相叶向高。隐元法孙高泉性潡写有一诗《瞻相国叶文忠公铜像》：“公是裴休第二身，不忘黄檗旧艰辛。却将护国扶僧力，化作铜躯铁骨人。能使家和儒者立，直教祖席焕然新。两肩儒佛全担荷，岂比寻常一个臣。”
日本黄檗宗的外护
如叶向高这样的外护对宗派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日本江户时代，黄檗宗的发展也有一批类似的护法居士，他们在政府中担任着重要的职务。《新黄檗志略》中提到三个人，今查得：崎主德峰居士即当时担任长崎奉行的甲斐庄正述，若州次将空印居士即幕府大老酒井忠胜，京兆尹独真居士即前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
东西两黄檗由隐元禅师将二者联系起来。隐元禅师将中国临济宗黄檗派带到日本，演变为日本禅宗三大宗派之一黄檗宗。那么，中国的佛教传播到日本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中国佛教与日本佛教的区别在哪里？
2020年12月，笔者陪同葛兆光教授在福清调研黄檗文化，走访了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福清黄檗文化促进会以及瑞岩寺。调研期间，笔者向葛兆光教授请教研究黄檗文化的视角，葛教授说：“我总觉得日本佛教跟中国佛教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日本佛教对于政治的关心和介入，因为它干预政治，就有很大的世俗权力。”
葛兆光认为：黄檗宗还不是最明显的，最明显的是临济宗。像镰仓临济宗的寺庙出了很多外交使节，日本跟周边国家的外交活动，都是和尚出面而不是官员。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周边国家就是朝鲜、越南和中国，都实行汉文字，而汉文修养都是禅宗的禅师最高，禅师代理了外交使节，所以日本禅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介入政治特别深，有很多皇族、贵族直接出家当和尚。中国的和尚很多出身贫寒，但在日本佛教重要的寺院塔头，住持方丈很多是贵族，因此他有很多特殊的政治权力。
其实隐元隆琦也不习密教，葛兆光说：可是他到了日本，日本的真言宗是一个大传统，因此他一定要接受那边的特点，然后把这个融进去，日本黄檗宗的特点就是禅净密合流。
东西两黄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反映了佛教的传播发展要与当地社会相互结合，而日本黄檗宗的发展道路，可以视为佛教与当地社会有机结合的成功典范。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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