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福州8月26日电(记者 黄博宁)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朱立立日前在福建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两岸文化发展论坛上表示，将“皇民文学转换或收编为台湾民族主义”， 不仅与其台独理念就有着难以分割的关联，实际上也放逐或削弱了殖民批判，而其学术创新意图亦因论述逻辑的混乱反而走向了学术的倒退。根本上看，“台湾民族主义”论只是“皇民化运动”和“皇民文学”的一种美学修辞，而且这一论述与岛内90年代以来极端本土论者的台湾民族虚构意识形态之间客观上有一种密切的呼应关系。
日据台湾历史和文学研究迄今出现了多种话语，其中有两种观点最为鲜明而具对立性：一者站在日本殖民政权或亲近殖民主义的立场，倾向于宣扬和强化日本殖民带来的现代性成果，对殖民体制进行辩护和美化，淡化或无视历史正义，漠视殖民地及其人民遭受的屈辱和伤害，对殖民强制和教化下出现的“皇民意识”则怀有欣喜与好感，大多带有日本帝国沙文主义和去中国化的台独意识。
相反的观点则坚定地站在殖民地人民的立场，倾向于将台湾问题放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国际政治关系视野中来看，关注殖民地社会遭受的屈辱与伤害，对殖民体制的非正义性及其造成的后果进行反省、清算与批判，认同和肯定殖民地台湾人的抗争精神，而对于归顺、屈从乃至攀附殖民体制的皇民意识则多持批评态度。
上述两种论述立场构成了一些论者很难绕过的非此即彼的基本价值倾向。如对日据时期台湾所谓“国语”问题的理解，在殖民体制维护者看来，“日语”在殖民地的“国语”普及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反思的必要。而在批判者看来，殖民者剥夺殖民地人的“母语”权利而强迫其使用宗主国异族语言并言之“国语”，无视殖民地人的文化脉络和民族尊严，无疑是一种殖民暴虐和野蛮。
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以来的日据文学研究出现了学术转型，道德主义的价值评判逐渐被淡化放逐，人们开始更重视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越来越多的论者有意避开或悬置某种意识形态主导性，企图通过多元细致的史料发掘探微、或更具包容力的理论阐释架构来整合日据时期的台湾历史，以取代殖民支配与抗争/屈从二元关系的分析框架，着力辨析殖民现代性的复杂结构关系与特征，并借此寻找建构主体的可能性。
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很注重对日据时期多重现代性的梳理、感知和辨证，而“殖民现代性”等多重现代性的复杂辨证则成为近期日据台湾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交锋命题。
不过，90年代以来的学术转型以及第三空间的出现意味着日据台湾研究的细化和深化，但学术转型不能以殖民批判的牺牲为代价，也并不意味着转型后的研究必然能超克论述背后的意识形态操纵，更不能保证这样的研究就必然意味着学术的进步。
将“皇民文学”转换或收编为“台湾民族主义”， 不仅与其台独理念就有着难以分割的关联，实际上也放逐或削弱了殖民批判，而其学术创新意图亦因论述逻辑的混乱反而走向了学术的倒退。根本上看，“台湾民族主义”论只是“皇民化运动”和“皇民文学”的一种美学修辞，而且这一论述与岛内90年代以来极端本土论者的台湾民族虚构意识形态之间客观上也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呼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