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祖国大陆离散的这百余年来，台湾始终有一个旨在克服新旧殖民、追求民族统一与自主，乃至兼善天下，悲愿所有弱小民族皆得解放，世界臻至大同的左翼传统。在帝国主义强权及其扈从代理的全面接力摧残下，这个既是台湾人民的光辉传统，也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有机构成，却总是败而不溃、指薪相传。与此同时，“胜利者”则极力宣传他们的史观：不反省甚至肯定日本殖民、低眉顺眼颂扬美式现代化，并以此为前提，先是反共，继之以反民族，以永恒化民族分裂为梓棺黄河。在“胜利者”史观独步全台的当代，关于反抗者的记忆，则被挤压至精英历史书写与大众历史意识的极边缘地带，几近罔两。然而，这个沉默与遗忘，却也绝非当代台湾所独有，而是弥散于两岸的共同状况。若谓不信，请看长期擅场于大陆的台湾作家诗人者谁？

陈映真（1937-2016）是这个传统在1960年代之后的主要承继者，毕生事业指归于对这个传统的反思与前推。他的思想求索、行动事功与各种书写，都是建立在这一历史基石——（包括台湾在内的）现代中国革命——之上。陈映真思想里的这个历史性基础，让他表里名实皆是“中国的孩子”，所思所言，都系于中国的未来。

“历史性”可以指出基础，但说不好高度。对陈映真而言，中国在世界上的未来，又绝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图存或富强的功利主义问题，而在根本上是重建中国人的文化与精神主体性的问题，是关于在现代世界之林的中国民族如何能自尊爱人的问题。精神主体的建立，是头等问题。对这个生于日本殖民时期，自云“殖民地的孩子”的陈映真，他“平生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平凡而胸襟坦阔、脊骨挺直的中国人”。[1]如此自命，意味着把中国的问题落实在一个平凡的中国人的主体状态问题。于是，陈映真的思想与文学在“中国之子”之外，还有第二根支柱，即天下之子、世界之子，或“人”之子，在中国之历史现场，也是在各文明传统的花果中，滋润学习奋斗，并最终而言，为人类全体。

历史性与超越性并举，使陈映真的思想与文学总是让读者略带不安地碰触到一种独特的精神性甚或崇高性。这在津津于器物、身体、欲望、此时、此地……的当代思想与感情世界中，经常会引发读者与评论者的疑窦甚或不快。这可能是陈映真永远都不会成为流行作家的一个根本原因罢，不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所幸，似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切他的写作以及作品所透露出的问题意识与精神格局。王安忆就是较早对陈映真的“精神性”重视且好奇的一位作家。以陈映真为主人公的一篇作品《乌托邦诗篇》（1990）的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后来知道，一个人在一个岛上，也是可以胸怀世界的。”[2]

在陈映真的大量写作中，读者总是能在这儿或那儿体会到一种难以名之的大而执着的胸怀。非要说，那是一种肉薄现世下沉之力，力争诚、爱、真理、宽容、正义……长存于人间的胸怀。诚爱等等，皆是陈映真所心感并向往的“神”与“明”。那么，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呢？我们从陈映真的浩繁写作里寻觅，答案依稀在：祖国、红星、鲁迅、耶稣、马克思主义、第三世界，以及文学……这一列看似殊异之物，在陈映真那儿，却都在彼此之间进行相对化，散发着互映、互释和互评的光辉，共筑某种一体性与目的性；以至于，其中任何一个光体的意义，都必须在与其他光体所结织的星座图谱中才能被完整理解、掌握。陈映真思想世界的特色是合和，而非分析、分割、化约，遑论教条。举例言之，他的“耶稣”有鲁迅风，他的“鲁迅”有耶稣风，他的“第三世界”既有鲁迅风骨也有耶稣精神，而又有他的“文学观”，如果不在以上诸元的共同把握下，则很难不着于皮相。

陈映真爱国以返本，但同时努力合和人类（尤其是弱小民族的）智慧精神，以求“人”之整全与向上，易言之，人的解放。然而，作为“人学”的“文学”，又将他从一种真理的、革命的、宗教性的“高大寒”之中拉回到卑俗庸常的人间川流。陈映真的书写从来都是一个常人面对现实所感所思的茧丝蝇迹，以及他的理想与虚无、希望与绝望的掏抉倾吐。自始至终，陈映真，一如鲁迅，否定学术思想有绝尘的“公道公理”、“客观中立”或“面面俱到”。否定这些姿态，倒不是因为什么堂皇知识论的缘故，而是因为它们所取消的正是一个有位置、有立场，有痛感的主体的想象。在他的文、史与论的后头，艰难挺立的是这个人在历史困局中，不断克服自身的虚无与脆弱，透过终生的学思行，勉力维系理想与信念于不坠的精气神。让自身免于颓唐虚无，与挽时代于倾颓，于他，是一体痛感的两面。因此，陈映真的“大”或“小”是一个悖论式现象。一如鲁迅，陈映真的“大”恰恰是来自于他“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中爬来爬去”。[3]

因此，如果我们不从爱国以返本、合和各种精神资源以求向上，反思自身以达诚真，这几个闪亮质地去掌握陈映真的毕生书写，而仅仅着迷于他诚然甚具魅力的文字风格与技巧，那就可能是“买椟还珠”了。而如若又更进一步将“买椟还珠”理论化，那就是对陈映真写作刻意骷髅化了。但不幸，这却是现代文学评论界里最常见的“操作”模式。操作步骤如下：开场，将理想信念、规范价值与责任承担等，通通扫进贴着“意识形态”标签的回收桶；接着，将如是的“意识形态”与文学对立，生出一特定“文学”看法；然后，以此对立为前提，论者将陈映真摁在“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基督教人道主义”或“左统派”的图钉下，于是出现了一个“本格上”或“原则上”是意识形态家的陈映真；剧终，才以一种“余数”或“然而”的叙事方式，承认他的某些作品，在他们那个“文学”的“自主”逻辑下，罔顾作者意志与时代条件，犹然保有对那幽暗而深邃的“人性”进行深掘的“文学”价值。于是，诸多论者将陈映真的某些（尤其是早期的）小说硬是戴上不合头的“现代主义”纸冠，以公正而大度的手势打开绿灯，在合声颂唱中，作势让作家的一缕文学灵魂飞上他们所搭的封神台上。在为“纯文学”美声合唱的同时，合唱者将陈映真文学与思想中还活着的核心精神要素，给过早埋葬了。

在我们穿越了当代主流政治与文论所布置的夜雾之后，重新想象这个人毕生的困知勉行时，陈映真，就不好再仅仅以“小说家”被记得，就如同我们不好以小说家之名记得鲁迅是一样的。非关看轻“小说家”，因为拿这个瓶子装鲁迅或陈映真，瓶将为之迸裂——借荷尔德林所比拟的诗瓶之于拿破仑。无论是作为一位思想者、创作者、记录者、评论者、对话者、争论者、实践者，还是彷徨之人，陈映真无时不欲把包括台湾在内的整个中国，把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人间”，扛在肩上。在百余年来肩负“中国往何处去？”这一承担的无数仁人志士之中，由于陈映真的殖民地经验与奋斗，他或许是唯一一位深刻体现殖民地痛感以及第三世界共感的作家与思想者。

陈映真是谁？这个问题不简单。如果我被一黑衣人拦路问及“陈映真何人也？”我大概会说：“陈映真先生啊，他是一个知道殖民之痛的人，以追求一种立诚求真自爱爱人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体格局为一生奋斗目标的第三世界左翼。为了达到这个大目标，他把他的努力首先设定在如何重建台湾人民在中国现代史中的主体地位这一方向，并以此克服民族分断。”黑衣人嫌长，于是我将说：“那个人行在岛屿，胸怀世界，毕生努力皆从中国出发。”

那么，“在一个岛上”“胸怀天下”“立足两岸”的这一个人，又是怎么炼成的呢？

1959年，21岁的外文系三年级学生陈映真，在一个名为《笔汇》的粗砺油印同仁刊物上，发表了改自他课堂作业的小说《面摊》。这是他的首作，之后，直到2006年病倒北京卧榻十年而终之前，在他四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或应扣除1968-1975年的牢狱七年），产出了涵盖小说、论文、随笔、文评、时评、访谈、报导、散文、书序……体量达23卷的《陈映真全集》；其中，小说只占文字总量的八分之一强。书写形式纵然殊异，但都是这个人面对现实、响应当代、反省自身，无论如何确有所感的书写。

如鲁迅，陈映真是终生的现役战士，几乎不曾写过空头文章。揆诸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陈映真应是鲁迅战士精神的头号传人，虽隔一海，当仁不让。鲁迅与陈映真都属于大时代的作家，都以诚与爱为不灭信念，直面正视时代的“重压”。[4]但鲁迅生逢大时代，以重压成其广大，但陈映真却生于文艺是给人“舒服”的小时代，于是他的努力，则频遭鬼物之揶揄。当我写陈映真时，并非刻意要比附鲁迅，而是不能已于联想。但我想并提鲁陈应该不是无谓的，至少可以让陈映真的大陆初读者们能利用这一可靠参数，一起航向陈映真的独特世界。

很多初次涉猎陈映真早期作品的朋友，都有这样一个疑问：这个人怎可能在那个年纪，就对人生与世界有那么独到的体会？而如若问者恰巧又对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知性荒漠略有所闻，那这个问号可能就得勾得更加粗黑了。不记得是谁，在什么场合，说过青年陈映真身里住着一个“老灵魂”云云。对这一“查无实据”的说法，它暗含的一个意思倒是成立的：陈映真的核心关怀与视野其实形成得很早，而且之后并无重大断裂。因此，我们今天欲知思想者陈映真的炼成，应该还是得从他写作之前的时代背景与成长经历着手。陈映真虽然较少谈及儿少时，没有类似鲁迅《朝花夕拾》的回忆写作，但散在《陈映真全集》里的多篇自传性文章或演讲，还是足够让我们对陈映真的信念、感情与思想世界的形成有一初步掌握。以下，我将主要借助《全集》，勉力回答“陈映真是怎么炼成的？”

一、 小哥

1937年——七七事变那一年，也是鲁迅先生去世翌年，也是台湾成为日本禁脔孤悬海外的第42年——的11月6日，陈映真与他的双生兄弟出生于台湾竹南镇。陈映真的三伯父膝下无子，央求其母做主让双胞胎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弟弟，将双胞胎的后出，在两岁多的时候，过继给他当养子——这是陈映真夫人陈丽娜女士后来告诉我的。陈映真的生父出身贫苦，靠刻苦自学，在日本殖民体制里当一名底层公务员，养父在日据时期则是中阶警官；可以说，陈映真出生在一个已经从土地生产关系中释放出来的小市镇居民家庭。如同所有在台湾的汉人，陈家先祖来自大陆，于乾嘉年间“开台”，到陈映真这一代，已是第八代。陈映真的祖籍是福建安溪；他还记得他的大伯父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要他背诵一个“神奇的地址：大清国，福建省，泉州府，安溪县，石盘头，楼仔厝……”[5]

变成养子的经历，应是让正开始懂事的小孩感到一种深刻而无法言说的分离之痛。即便是中年之后，这个痛可能还是偶尔无从排解地跳跃于他的笔尖之上，例如，在回忆他初中生时，会如此写：“寒暑假，他从莺镇的养家到邻站的桃镇的生家去做客。”[6]“做客”二字，下得若轻，平淡之中似乎犹现早年伤痛的瘢痕。何处是家？何时为客？应是时常困惑着幼儿陈映真。

这个伤痛困惑的遗迹多次出现在他的早期小说里，体现出一种对“家”或“家乡”这个议题的执拗回归。“家”，在青年陈映真的笔下，经常显现残缺、压抑、幽暗、破败、自私、缺乏理解与爱，甚至有一抹暴力色调。小说时而幻说一个患有绝症的小孩对母爱的渴望；[7]时而侧写一个大学生在毕业之际，欲逃至一无有之乡，泣诉着“我不要回家，我没有家呀！”；[8]时而又展现一个都会气的“螟蛉子”青年对家的自外绝情。[9]

陈映真几乎总是从小哥为起点展开他的身家回忆，经常及于父亲，甚少提及养父，更少提起他的母亲——不论是生母或是养母，虽然应非出于一种怨悱。后来，我从陈丽娜女士那儿知道，陈映真对父母与寡养母都极尽人子奉养之道，对老人家常见的任性，有超乎常人的和颜悦色，确能无愧做到“色难”。

作家陈映真的本名是陈映善，成为养子后改名永善，据说是因为要与生家的排行有所区隔，而映真反倒是他孪生哥哥的名字。兄弟俩是同卵性双胞胎，[10]外型酷似难辨彼此，心灵契合你我难分，一起度过了一段蟋蟀蚱蜢浆果野花的快乐童年。其时，最让他哥儿俩无奈的“游戏”，可能是经常得停下嬉戏，让街坊邻居阿姨大婶端详一番猜谁是谁。后来，陈映真的生家要搬家，两兄弟情难舍，哥哥就和弟弟说：“我们互相想念时，就赶快去照镜子，对方就来了。”[11]未几，在他们九岁时，小哥急症死了，“留下他一个人恹恹然地、孤单地玩耍”。[12]单卵性孪生所造成的二而一的密契，被小哥之死断灭，使陈映真终身有一种寂寞、伤逝甚至不完整之感。世间已无陈映真，而这个留下来的弟弟，多年后开始写作，偶以“陈映真”为笔名发表，之后也就一直用下去了，洵至于覆盖、取代本名。本名遭取代，所反映的也许是对一个酷似到几乎“就是”自我的生命的骤逝，这样一个冷酷荒谬而又不可抗拒的事件的“抗拒”吧；矢志成为“替身”，以抗议人类生命最深层的无意义与荒谬感。小哥之死，是陈映真童年时期的心灵创伤，所造成的“后遗症”可能是他毕生要克服的难题。

读《陈映真全集》，你会发现，对孪生小哥的执恋与回忆是终其一生的；几乎所有的自叙都是将“小哥之死”，而非养子经历，列为人生第一次痛。即便人生已过半百，陈映真还和友人说：“现在不论在任何场合，有人称我为陈映真，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早夭的他。”[13]

孪生小哥在九岁上的死，所造成的对生命意义的迷惘，是深刻而执着的。在1980年的小说《云》里，陈映真几乎可说是借主人公小文对她二哥的伤逝，一倾其内心的“天问”：“二哥这一生，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意义？二哥自小对我的友爱……这一切，毕竟有什么意义？我感到譬如读一本残破不全的，似乎应很有趣的书一样，觉得迷惘而不满足。”接着，“花开、花落。草长、草枯。二哥的生与死，或者就与大自然的生杀一样吧。然而，我、老爸爸、母亲……这几年来对二哥刻骨的怀思，铭心的悼惜，又岂是自然可以安慰的吗？”[14]

或许，后来陈映真是以他与他孪生哥哥的死别，作为一种能概括他幼时所有寂寞伤逝的代表叙事，包括成为养子所造成的与原生家庭的分断。这个身之分断与家之分断的原始痛感，我相信，应与陈映真毕生强烈企求克服国之分断——展现在作为一个不渝追求民族统一的爱国者，及克服天下之分断——展现在作为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人间的”“第三世界”的思考者，有深刻的内在关系，都是深埋于陈映真无意识的紧扣连环。陈映真与鲁迅的精神深处都有一种企求打破所有人为的隔绝之墙（例如“我与闰土”之间的墙）并搭起各种可能的桥，形成“人与人”“人与世界”甚至“人与天”的“一气”。陈映真曾说，这些“才是艺术的中心课题”。[15]

之前，我提到陈映真说他去生家“做客”，并指出了他家客难辨的一种痛苦。何处是家？也许，更接近真实的是：两边都是家，也都是客。那么，原先仅仅是伤痛的经验，就有可能大部转化成一种胸怀上的大度优容；两边都是家，而我生活、爱并尽责于其中。后来，陈映真在评论《龙的传人》歌者侯德健回归大陆激起当时舆论千层浪的事件时，说他自己的选择是“长留在两岸”。[16]后来，他晚年的小说《归乡》（1999）更是透过主人公大陆台籍老兵之口表示“两边都是家”。这些未始不与他对童蒙时期切身痛感的不断的超越努力有关，而这个努力始终是与他的小哥密切相关。

1987年，在一次韩国行中，陈映真目击韩国民众超克南北分断追求祖国统一的炽热信念，给了他很大的冲击，一年后写了篇《被湮没的历史的寂寞》。意味深长的是，这篇文章恰恰就是将他失去小哥的不完整与失去祖国的不完整，这两种寂寞残缺之间拉出一条深刻且难以言说的内在关连——明明是要谈韩国行，但却非得从小哥开始谈起。陈映真与陈永善，孰为形、孰为影？到底谁是谁？这样的一种形影难分，也许是陈映真作为一个深刻而复杂的文学家及思想者的一抹生命底色罢，深刻而无解地勾起名与实、镜与真、同与异、合与分，乃至一与二的终生困思与困学。

因此，与其说陈映真幼年的养子与伤逝经历“客观地”或“命定地”影响了他一生，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善痛者，能善养其痛以通他人之痛与家国天下之痛。我们阅读陈映真，也的确发现他总是能将消极转化为积极，从绝望中提炼出希望，屡遭挫伤，但始终能维持一种韧性。陈映真无疑是一位鲁迅所谓的“壕堑战”战士，总是学习着、蓄养着、战斗着。

二、“光复”

1945年，台湾光复时，陈映真是莺歌小学的二年级生。前一年，生养两家都因战争疏散，从竹南搬到不远的莺歌镇——那是一个有着“六十支陶瓷工厂的烟囱”与一家大焦炭厂的工业小镇。[17]因此，陈映真对故乡的记忆总是与烟尘、煤灰、运煤的小火车，与被烟灰熏得不辨眉目的工人连在一块儿。日据末期，工业小镇自然也是盟军的空袭目标，镇后有一个当地人唤做“后壁山”的小山，是幼童陈映真流连之所，山上有一个“水螺”（防空警报器）。1987年年初，发小至交和同案狱友画家吴耀忠死去，半百的陈映真梦到与故友骑坐在故乡的三莺大桥上聊天，梦中今昔难辨，看到“大汉溪潺潺地流着。远处的溪埔上，在风中摇曳着一片褐白色的芒草花。而比芒草花一带更远的地方，便是那座青色的，有些飘渺的鸢山”。[18]这些魂梦所系的青林黑塞，也见于陈映真1983年的《铃珰花》，依据逃学顽童之眼，报告了1950年故乡的美丽与荒凉、童趣与恐怖。

陈映真晚年回顾自己的文学养成，说他是“殖民地的孩子”，在莺镇还读了“一个学年的日本书”。1945年秋天，“殖民地的孩子”见到了台湾张灯结彩焚香祭祖迎来了光复，以及齐来的“祖国语文教育”的恢复。[19]在1945到1949之间，台湾虽也先后被全中国范围的党国腐败、社经失序、民怨滋起以及国共内战的浓云所笼罩，但也终于迎来了两岸隔绝半世纪之后前所未有的密集交流；很多大陆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来到了台湾，包括教科书在内的各种出版物也源源流入岛内。

诚然，期间也发生了不幸的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几十年来主流的历史叙事是建立在四个缺陷上：首先，绝口不提战后腐败颟顸的国民党“中央”对全中国范围内敌伪占领区进行的“劫收”与“歧视”所引起的普遍民愤，而单说“台湾人的悲情”；其次，不曾藉此回顾批判与反省日本殖民对民族认同所造成的伤痛扭曲。后来，陈映真忆及“二二八事变”，说当时十岁的他，看到“五、六个故乡复员台湾人原日本兵，穿着破旧的、并不齐套的皇军军服，唱着日本军歌，在关门闭户的小街上，踩着军步、渐行渐远”；[20]其三，无视暴力的弥散化，单方面把“台湾人”说成纯粹的、仅有的受害者。少年陈映真当时也见到“在莺镇的小火车站前，一个外省客商被人打在地上呻吟，穿着长袜和黑布鞋的脚踝，浆着暗红的血渍”；[21]其四，夸大了“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包括两岸知识分子的省内外人民之间的冰对时期。事实上，如蓝博洲的研究指出，事件后不到一年，进步求变的“新民主主义”热风就跨海而至，驱动省内外知识分子重新展开热切交流。很多人，尤其是知识青年，逐渐明白美国所支持的那个依恃暴力而非理想的白色政权，在大陆也是不得人心，于是得以从“二二八”的一时幻灭中走出，找到“红色祖国”的新认同；风气所致，当时大陆的进步刊物如《文粹》《观察》，也都在市面上流通。[22]

然而，一个朝向更大的理想的两岸人民的团结，以及在此之下对“二二八”悲剧重新打光，在1950年之后，都变为不可能。

我们固然不知道小学三年级生陈映真在“大人们噤声谈论着国民党（二十一师）军队横扫台北，眼色中充满了忧虑和恐惧”的当儿，是如何感受理解“二二八”的，但那充满各种危机与问题的短暂的“统一”的几年，可能远远不是我们今日对它极度意识形态化，从而极度简单化的历史书写所能再现的。例如，在那几年的“祖国语文教育”中，少年陈映真还是可以读到鲁迅、朱自清与巴金等人的文章，[23]甚至还观看过战后担任小学校长的父亲从鲁迅小说《风波》改编的剧——这是多年后陈映真追忆剧中人“七斤嫂”的怪名而知其所以的。[24] 少年陈映真是在一个与1950年后两岸关系全面断绝、意识形态严密控管的时代迥异的知识与教育氛围下成长的。他与战后出生完全在冷战时期党国教育体制下成长的青年，的确是不同的两个世代。

“殖民地的孩子”在小学二年级之前的日语环境，让他日后除了大学主修的英语外，也能继续透过自修，打开另一扇认识世界的窗子。殖民为痛，但掌握了日语却又对陈映真在白色恐怖下获得知识信息帮助甚大，例如他在台北市牯岭街旧书摊如获至宝搜得的爱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就是日译本《中国之红星》。日后，大约是1980年代初，陈映真得以在当时绝对前锋地接触第三世界文学，尤其是东亚的菲、泰、韩的文学，也是透过日文翻译。[25] 以日文为媒介，陈映真可以知友，也可以知敌。他在60年代就读过了在日台独大佬史明以日语写成其后成为台独史观张本的《台湾人四百年史》。[26]这让他对日本殖民遗留与台独的亲密关系，产生了同时代他人所没有的警觉；这让陈映真在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时，第一时间就精准嗅出始作台独文论者叶石涛的台湾史观脱胎自史明。

日本从来就不曾真正外在于它的前殖民地，即便后者光复了。陈映真对此早有体悟，当他在小说里描述主人公家里墙壁上“是一帧抗战期间的委员长的画像，精神而且豪华。下面则是一张印着笑着的日本影星若尾文子的日历”。[27]台湾光复，意味土地与人民重归祖国，但并不意味“殖民”随光复而云散。我常疑心，对于命名如此敏感的陈映真，为何给头一篇创作小说的主人公起了“康雄”这个日本风名字？光凭这个名，我们就有理由说陈映真在他的创作之前就已思考过光复后的殖民问题了。同一年的小说《死者》更是直面殖民对一个家庭所造成的几乎可说是“一家两国”的撕裂后果。

“光复”终结了日本官式殖民体制，让台湾重归祖国。虽然这是一件有不凡意义的历史事件，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以及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与牺牲所取得的成果，但对之后的台湾历史进程而言，“光复”的历史意义则又不幸地不可过度放大。1949年后，两岸分断，台湾再度与当代中国革命进程断裂，才出现不久的两岸交流又告中止。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反共国安体制确立，两岸冰封尤酷于日本殖民时期。在此“分断体制”下，国民党展开了由上而下的土地改革，全面瓦解了左翼社会运动的基础，同时也意料之外地造成了日后地主阶级同情或转向分离主义的后果。历史记忆也被权力改造；中国现代史（尤其是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历史）被撕页、涂改、扭曲、生造以致面目难辨。与祖国分离的同时，台湾快马加鞭奔向美利坚膝下，从学术思想到面粉牛乳全面美国化，举例言之，国府的教育与医疗体制的结构、思想甚至语言，就立即从战前的日本式跳接美国式。[28]新殖民与旧殖民几乎无缝接轨。陈映真的志高胆大，可以从他是如何从这个快速接轨中纵身跳出作观察。

三、父亲

之前，提到陈父出身贫苦，全仗自学成为殖民地政府里的一名底层公务员。对识者而言，“底层”二字实属冗词，因为在以主奴种族分野为前提的殖民体制下，除了极少数花瓶摆设，台湾人民最多也只能是充当劳务提供者的底层公教警。陈映真的一位研究者陈明成就指出过，即便陈映真的养父登上了当时“本岛人”警察的高位“巡察部长”，但也几乎就是天花板了；他是1926年经升级考试成为13位新任“巡察部长”的唯一台湾人，被当时官方媒体艳颂为“岛人及第”。警察一斑如此，宰制体制的全豹可知。日本殖民台湾的半世纪中，在人格、精神、文化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对台湾人民的鄙视、压迫与剥夺，历历在案，此处无法细说，然而梗概大略还是要交代的。

台湾人民自乙未割台以来，在与祖国断绝毫无外援的状态下，犹然以落后的武力反抗日本，直到1915年“噍吧年”武装抗日失败遭到残酷屠杀才力竭而止。然而抵抗也未停歇，转入文化与政治战线，与殖民帝国进行悠长斗争，举其要者，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台湾农民组合以及台湾共产党……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当局急遽拔高法西斯战时动员体制，对各种文化与社会活动全景严密操控，拘捕监控所有政治可疑份子，反抗活动才暂时转入伏流。同时，一般大众在战时经济动员的盘剥下，生活更是困苦不堪。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线扩大，日帝穷途始现，对殖民地台湾人民除了加强经济剥夺外，更试图进行人命剥夺。为了让台湾子弟充员战争，不得不让渡一些“特权”给台湾人，让台湾人也有机会成为“真正的”日本人，充当战时犬马，于是有了“皇民化”运动的“精神总动员”，进行国（日）语普及、改日本姓氏、改信神道教，以及树立日常语言与生活上“内地化”的“国语家庭”模范广告牌。但这个运动效果有限，根据陈映真在1990年代后最重要的合作者曾健民医师的研究，以1942年为例，相对于同遭日本殖民的朝鲜“改姓氏”达总人口的83%，仅有2.06%的台人改了姓氏进入“皇民化”流程；[29]绝大部分的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与其他社会底层，在神国亢奋下仍然生活在悠长安静的汉文化岁月中。而即便少数“皇民化”“成功”的例子，也无法掩盖铜板之另一面：一种深度困惑纠结与分裂扭曲的痛苦。反读一些反映此时期极端状况的“皇民化文学”，可以体会那些欲成“皇民”者的人格分裂之痛，欲藉由认同压迫者以求逃脱本就是由压迫者所加诸于他的痛苦。然而，回顾历史，还是应该有所分疏。对“身不由己”裹进“皇民化”大潮，事过境迁翻然有悔的同胞，吾人或应哀矜勿喜，不应以道德高标绳之。但逾越此线，为“皇民化”张臂攘目，大肆自丑，欲成“天皇赤子”，“翼赞天业”，为表忠心甚至更加残害中国人民与南洋人民，却又毫无反省忏悔的极少数“皇民化”作者，就必得视为压迫者之共犯。

这正是陈映真对历史上“皇民化”现象具有的分疏的态度，从未改变。最早见于《中国人任人恣意侮辱的日子一去不返了》（1979）。此文是陈映真首度对“皇民化”问题的公开发言，时为1979年7月7日。这一天，他参加胡秋原的《中华杂志》历年逢七七举办的纪念会发表演讲，主旨是对日本在战后不自反省甘为美国鹰犬并默默为军国主义积薪的警告。陈映真呼吁东亚各民族反抗日本的新侵略政策，为共创“正义、和平和自由的亚洲”而努力。演讲者也回忆了台湾光复，清楚记得当时台湾民众终于脱离殖民之屈辱与损害，普大喜奔，洋溢着对美好未来的朦胧而热切的盼望……然而，这篇演说稿的最重要部分，依我看，并非以上，而是告诉我们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台湾光复那一天，父亲在物资极端缺乏的条件下，叫母亲弄了一桌比较好的饭，拿着《汉和字典》，把孩子们名字逐字找了出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名字，是中国字写成的名字——因为我们是中国人”。[30]

一个没有经历过殖民体制的中华儿女，是很难真正体会“用中国字写成的名字”这一表述的，也很难痛感什么叫“失而复得的祖国”。

这一段家史与国史纠缠的回忆，对我们理解日本殖民、陈映真的父与家以及——文学者陈映真的诚实，都非常重要，因为它低调而确凿地指出了他们家在日据后期的“皇民化运动”中，是属于接受殖民体制“改姓氏”等要求的“国（日）语家庭”。陈映真以坦荡公开他的家、他的父亲在殖民体制下的“皇民化”过往为前提，驳斥任何欲将“皇民文学”视为“受害者的文学”的企图。陈映真虽然向来认为“加害者”与“受害者”在伦理上难以也不应一刀切，但他也坚信其中自有分寸。是在这个分寸之上，陈映真荣耀了他父亲那一代百折不挠的“抵抗运动的志士们”、宽宥了包括了他父亲在内的那一代因各种原因而就势下坡的民众，同时坚决批判那些认贼作父，加害包括殖民地台湾、中国与东南亚，死不悔改的“皇民文学”作者，以及为此类文学翻案的文论家。然而，批判所针对的并非个人人身，而是为了拯救历史的清白。1950年代以降，岛屿上的历史书写就一直在“忠奸颠倒”，隐没为抗日而牺牲的志士忠魂，遂令肥头大耳的汉奸成名、得势。日后，陈映真竭力声讨那些为日本殖民翻案或为“皇民化文学”张目的学者作家如张良泽，痛斥那些不自省甚至不自隐其耻部，反而狺狺狂赞日本殖民之美的当权者如李登辉，都不过是想把历史搞清楚。

陈映真的确甚少言及自己家族在殖民时期的往事，更不曾提及他父亲或养父在那个时代的个人浮沉（包括他知或不知的关于其父曾参加进行曲征曲比赛而获奖之往事），因为陈映真所斗争的对象是那些为了政治目的粉饰殖民体制的历史话语权的掌握者，而不是那个体制的受害者甚或顺应苟合者。陈映真不曾将历史问题降格为个人道德问题。今天看来，陈映真对他父亲的那一段传记如果知悉而选择沉默，不正是依据这个直面历史的伦理分寸感吗？更何况陈父已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伤害中痊愈，并重建了民族认同的道德肌理呢？1983年，陈映真为在大陆的台籍音乐家江文也在“文革”期间被斗争抱不平，说：“罔顾一个人认识的发展过程，罔顾一个人历史的、社会的条件，不看他在日后的政治选择和平时政治生活的事实，动辄揪小辫子，这和中世纪宗教审判何异？”[31]同样的话，不是一样可以用于企图透过“揭发”陈父以坐实其子——那当年已因病失语多年的陈映真——为“说谎者”的“学者”吗？于是，我想起鲁迅的一段话：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现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32]

事实说明，陈映真从不曾窜改自身记忆与家族历史，以伪装的父亲形象为自己的爱国主义添设虚荣谱系。最多也只有不忍于说，而没有说谎。终其一生，陈映真为那个包括他父亲在内的殖民地人民被剥夺语言与认同的时代悲剧有椎心之痛，而他的很多文学与其他书写可说是忠实反映或折射了他对这个苦痛的克服与升华。刻骨的个人经验与亲证的时代悲剧，特别是1980年代后益形恶化的恋殖以及自我再度殖民，使陈映真承担了对殖民遗留的清理与批判这一重大任务，而目标即是达到身心释然、认祖归宗。

光复后一年，孪生小哥陈映真因急性腹膜炎走了。他的幼殇让全家陷入愁惨，尤其是陈父，好几年都不得从哀伤中自拔。1950年夏天，陈父在妻女之后，终于接受了教会的拥抱，成为了一个笃信者，在信仰中得到安慰，并于次年从小学校长任上退下，献身于神学教育事业。在父亲影响下，青少年时期的陈映真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每天在找自己的错，然后百般地求耶稣赦免我”。多年后，陈映真回顾他的这段虔信经验，指出虽然“已经几十年没上教堂了”，但依然肯定青少年时期的那段信的体验，指出它帮助养成了“省视自己软弱一面的习惯”。[33]

陈映真以基督之名作为一个虔信者的时光，大约持续了整个初高中时期，直到他上大学开始透过秘读禁书而成为一个左翼青年为止。但我们无法以一种简化的也是错误的方式，将这个转变理解为从信仰之路一转而至世俗理性主义，因为一种陈映真式的“信德”始终是他的生命底色。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它们所共有的关于人的解放的理想主义，是陈映真平生关注的核心议题。

工业废水中的Cl-，如果不经过处理直接排入水中，水质将会恶化，生态平衡被破坏，地下水系统和饮用水源将受到严重污染；同时Cl-还会引起材料中钢筋腐蚀，一旦Cl-浓度达到一定值，材料当中的金属就和Cl-发生原电池反应，即电化学腐蚀反应，严重腐蚀材料，从而影响到整个材料的稳定性[1-5]。

陈父对陈映真的养成有例如基督教信仰这般的直接影响，也有间接的、无意的“影响”。1950年代初的一次寒暑假里，初中生陈映真在他生父的书房里无意翻到了他父亲在白色恐怖下“不忍为避祸烧毁”而密藏的鲁迅小说集《吶喊》。少年陈映真在1950年左右曾半夜醒来目击火光跳闪在噤默中一页页焚着书的父母亲的脸。这本幸存的小书，于是陪伴着它那似懂非懂的小读者，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光。《吶喊》是一个现象级事件，我们还会一再提及。

四、陆家大姊

二战结束后不到两年，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的矛盾依着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裂隙快速分裂、进而对峙。1950年对全世界都是关键之年，对台湾尤然。朝鲜战争于6月25日爆发，刚成立的新中国随即“抗美援朝”，志愿军高歌跨过鸭绿江，战后美苏两大阵营的地缘政治斗争立即攀至高峰。本来有可能被美国战略放弃的台湾，在新局中重新盘活，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围堵中国与苏联的北起阿留申群岛南迄菲律宾列岛的“半月形”冷战包围圈的一环。在同一脉络中，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由美国主导且在中国大陆缺席下，二战同盟国签订对日和约《旧金山和约》，恢复日本国家主权独立地位，以利成为西太平洋冷战包围圈的重要支柱。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使两岸在战后短暂的复合之后，再度长期分裂，互为寇仇。原本前途茫茫的国民党政权，于是在号称自由灯塔的美国的授意与督促下，展开全岛范围的政治大清洗，是为1950年代“白色恐怖”。同时，“上国”本身也以身作则进入它恶名昭著的特别针对思想界与文艺界左倾人士进行迫害的麦卡锡主义时期。台湾在大规模逮捕、逼供、穷极株连下，枪毙三千余人，更多人被长期监禁，其中以极大任意之名（例如“私藏匪书”“知匪不报”或“为匪张目”……）定罪投狱的冤假错案多如牛毛。岛屿寒蝉永日，直到1970年代才稍解。朝鲜战争期间，党国在美日裹胁下，签订了偷渡“台湾地位未定论”的《中日和约》。朝鲜战争结束后，1954年，台美签订了《中美协防条约》。于是，台湾除了在经济上从1950年始接受“美援”以及附身在美元上的对台政经控制之外，进一步落实为冷战时期美国的全面附庸。国土分断、民族分裂，两岸中国人的敌对在美国的战略支持下被常规化。台湾于是在全球冷战格局、国共内战持续状态和“反共-国安”体制下，完成了关键的由上而下的土地改革，逐步进入美日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获得了经济发展的机会。[34]

一直要到1953年才稍弛的白色恐怖高潮期，对正值青春期的初中生陈映真而言，是及身经验：中夜不寐，窥见父母烧书；白天上学，耳语流传某老师被抓某老师失踪。从镇上搭火车到台北上学，每早七点走出台北车站，天天目睹两个宪兵跳下军车张贴枪毙匪谍一干人等的猩红死榜，而围上来看榜的民众中时见惊叫晕厥者。陈映真说“那种恐怖的景象……对于我人生的道路发生了深刻的影响”。[35]但是，那最及身、最切肤的白色恐怖“私体验”，可能还不是以上所列，而是与“陆家姐姐”的死别。

人们经常强调鲁迅，尤其是他的《吶喊》，对陈映真思想转变的类似“铁道转辙手”影响。这并不错。但如果我们审视陈映真的生命轨迹，那么我们会看到鲁迅之前更有一关键人物：“陆家大姊”。她是陈映真一生的转折点事件，多次出现于陈映真的写作与演说中，包括《鞭子和提灯》（1976）、《再燃上一支蜡烛[访谈]》（1988）、《后街》（1993）、《永远的薛西弗斯[访谈]》（2001）、《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2003）、《我的写作与台湾社会嬗变》（2004）等等。陈映真首度提及“陆家大姊”是在他出狱翌年——也就是1976年——所写的《鞭子和提灯》。这是一篇述往思来的文章，以追忆孪生小哥始，跳跃回顾了他的养子经历、战时盟军轰炸下的童年、日本战败台湾光复，以及以“动乱”二字暗指的“二二八事变”。这篇旨在说明昔日少年陈永善何以成为当日陈映真的散文体自传，在述及他的孪生兄弟、父亲、生家与养家这些家族关系后，以强烈的追忆与感恩，提及家外四人：陆家大姊、鲁迅、耶稣与史怀哲（其中，鲁迅、《吶喊》与阿Q 这三个名，因反共禁忌，在当时都不能实名提及）。在这四位当中，当然只有“陆家大姊”需要介绍。陆家大姊者，不知其名，是陈映真正值十二三岁青春期时，寄寓于他家屋后的一位二十上下，战后不知何年来自大陆的年轻女性，有一哥哥在南部糖厂工作。这位大姊姊对少年陈映真关爱备至，二人互动甚殷，姊姊甚至成了少年陈映真“生活的中心”。老年的陈映真，在一次演讲里，还提到一件小事：“平生学到的第一个很深奥的词就是‘神态’，她指着我跟我姐姐说：‘他神态很好’，写在报纸上面”——当时，“外省人”陆家姐姐与不谙普通话的陈家姐姐两人之间的亲密交流大多透过笔谈。[36]

1950年顷，在少年无助的目击下，陆家姊姊被情治人员入室拘拿，遂成永别。陈映真回忆，“穿着阴丹士林旗袍，留着短发的”陆家大姊被“高大而沉默的男人”带出家门时，“就在她跨出门坎的时候，她看见了我。她丰腴得很的脸，看来有些苍白。然而她还是那么迅速地笑了笑，右手使劲地按了一下我的头，走过幽暗的走廊，走出屋子……”。[37] 出狱后一年（1976年），陈映真回忆二十多年前，说：“小哥死后，这是第二次感到深刻而无从理解的寂寞。”对暴力的憎恶、某种无从解释的遗憾甚或罪感，或许甚至不为当事人所意识得到的某种救赎甚或复仇意念，成为陈映真之后屡屡回首的初心。对于他人的苦难只能旁观而毫无作为，成为了陈映真毕生无法完全消除的罪意识：似乎自己也在那个共犯结构之中，而非超然物外。多年后，他创办《人间》，为一个本然纯洁的原住民少年在异己都会中绝望无告愤而杀人被判死刑，而奔走呼号刀下留人……如今想来，可能都与这个原始事件有关。他的文学与他的实践都与这个更是来自特定生命经历有某种联系。文学，对陈映真而言，有一个深刻的伦理学意义，是从人所展现的行为结果推见之前，理解各种复杂的原因，从而产生一种深刻且有知性的同情。文学者的对立是法曹，后者从行为的结果导出宣判。

长期以来，尤其是1950年代台湾，一个被视为有“亲匪”嫌疑之人，遑论“匪谍”，是几乎所有人恐惧、憎恨与掷石的对象。作为陈映真“孺慕”（或不妨说青春期精神初恋）对象的陆家大姊，却又是那么一位好姊姊，无论如何与恐共宣传中的“匪”渺不相涉。这个姊姊，在少年的无助旁观下，被当代罗马兵丁暴力掳劫，消失在走廊尽头。这个永恒定格，与日推移，成为了陈映真往后经常无由浮起的一道几乎是走向荆棘地的受害女神风景。然而这个“以不知暴力为羞耻”（陈映真常用句）之物对美善的戕害，竟也是一支疫苗，让以后的陈映真获得了同时代岛屿上极其稀有的对反（恐）共偏执症的免疫。而又由于美与善不可能长期与“真”绝缘，这一道因着从海的那一边走来的、体现着当代中国的运命与承担的“外省人”陆家姊姊的牺牲，所神秘开启的真理求索甬道，让陈映真对陆家大姊所献身的20世纪中国革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亲近和好奇，洵至于在日后形成了深入骨髓的感情、信念与真理求索。我不敢想象，经历了这个事件的陈映真，次年在赴台北上初中的途中，无论是走出台北车站时看到的每日杀人红榜，或是行至中学附近专事羁押政治犯的军法处看守所时，陆家姊姊的音容会不浮出。是以这个事件为前提，陈映真看似机运地走向密藏于其父书架中的《吶喊》且不知所以然地耽读，继而，走向溷迹台北牯岭街旧书摊的1930年代中国文学与马列左翼禁书，从而，在1950年代末的白色台湾，孤身跃入他所系念想象的20世纪红色革命大河中。

“陆家大姊”对陈映真有重大启蒙意义。对于陈映真，“陆家大姊”正是那被国民党扭曲造假之前的中国现代史的人格化，经由她，连上了中国近现代史的波澜风景，于是也就超越了国民党中国现代历史叙事的窘迫、断裂与跳跃，当然也就不可能为这个病态史观的对偶而非超克的台独分离主义所召唤；须知，多年后无数台独转向者正是党国史观的狂信者。陈映真能克服五六十年代狂扫台湾的美式现代化与现代主义大潮以及之后的诸种危机挑战，和陈映真从陆家大姊作为一个血肉契机，回推而建立的民族的、爱国的和左翼的中国史观密切关连。2000年，陈映真回顾平生，感慨系之，说“我时常想，人生像是由许多个圈圈，偶然地串连起来的一条链子。一个圈圈和另一个圈串起来的时候，是颇为偶然的，然而一旦串成了一条链子，就成了一条与任何别的链条都不一样的锁链——一个独特的人生”，而他的第一个圈圈就是陆家姐姐。[38]

如果没有这个事件，数年后，同一个少年不见得就一定会被他父亲藏掖在书架里的一本破旧的《吶喊》所电击——而这经常是陈映真自述的爱国与左翼迢迢之路的起点。“陆家大姊”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思想史事件。

陈映真与陆家大姊，让我想起张承志笔下的鲁迅与秋瑾。张承志推想了徐锡麟、陈天华尤其是与少年鲁迅绍兴老家不过三百步之遥的“邻居女儿”秋瑾等留日学生先后烈性献身革命，对那同时间只能一旁“看杀”的鲁迅，所造成的终生无法排解的罪疚感，并说“一切的起源，或许就在这里”——在那个真实与譬喻的“鲁迅路口”。[39]而我们可否说，莺歌老家后身的“陆家大姊”，也可以是“陈映真路口”呢？

中学阶段的陈映真，基本上是一个信仰虔诚、怀抱着史怀哲式人道主义淑世理想且多才多艺的青少年。他能弹吉他、爱唱歌，而所弹唱者，应不免是当时的青年文化空间所仅有的西方流行歌曲或民谣，好比之后成为他同名小说《哦！苏珊娜》（1963）的那首曲子。他也很能画，大一下，出于好玩，还陪他的发小，后来的写实派画家吴耀忠，报考当时最牛的台师大美术系，而陪考者竟也考上了。当然，他的文学能力也早就脱颖而出。没有作品为证，我们如何得知呢？根据陈映真的一位初高中同窗多年后回忆，1950年秋天刚上初一，老师就要他们背诵一大堆唐诗。众人皆苦，独陈映真不以为苦，于是他就成为了同学的“小老师”。该同学“清晰地记得，有一次午饭时间，映真以他的大块头扮演杨贵妃，唱作俱佳地向同学们解释‘云鬓花颜金步摇’的意义，那种滑稽的形象，惹起了全班的捧腹”。[44] 人生的细事末节，似乎无不挂着时代的影子。为何小学才刚毕业的学生要读一堆唐诗呢？是由于学校让刚从舟山群岛撤退回来的官兵驻扎，延误了开学，于是有负责的老师不忍学生荒嬉，让他们背唐诗以消永日。其实，整个1950年代的台湾，可说一直都是在“一个绝望的战争年代的阴影”下。1950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1954年的“九三炮战”“一江山岛战役”，以及1958年的“八二三炮战”，这些热战，还有冷战下的白色恐怖，还有党国终日高亢的“反攻大陆”的誓言……这一大片恶墨渲染的“战争年代的阴影”，必然一直伴随着少年陈映真的成长罢。

这位邱同学也是陈映真的高中同学。他的回忆也见证了陈映真作为一个日后的小说家，至少在高中时就展露了出众的叙事才华：

每天中午吃便当的时候，是他向同学们大“盖”（按，即“侃”）的时间，他丰富的学识以及他的诙谐，他的善于演说，使同学们酷爱这课余的一堂。每次同学都端着便当围绕在他的周围，随着他的演说而欢笑，而痛苦，甚至泫然泪下。[45]

陈映真的这一面，对我们立体化陈映真这个人很重要。不然，之前的叙述总难免会在读者心中浮现一幅过于抑郁、严肃的陈映真侧写，然而那只是一面。陈映真是一个冰火人物：严肃较真与热情诙谐奇异并存。事实上，陈映真的朋友们对日常的他的主导印象，反而是愉悦、好奇、热情、易与（除了不喝酒不喜应酬），不时爽快大笑……对于很多人都好奇他的小说，尤其是早期小说，何以主人公死亡频出，晚年的陈映真曾如此说明书写与个性之间的距离：“出于思想和现实间的绝望性矛盾，从写小说的青年期开始，死亡就成为经常出现的母题，但在现实生活中，我却从来不曾有过忧悒至于嗜死的片刻，反而是一个迟钝于逆境、基本上乐观，又不惮于孤独的人”。[46]

小侃爷陈映真，当然也爱写。写啥呢？写信，与众文友写长信，动辄七八页。一众少年所言者无外乎“当我看见一片落叶从我的窗前飘落的时候，我的心是多么的酸涩”之类的。[47] 高中二年级，陈映真为了国文课，“学着当时流行的文艺杂志《野风》中的调调，写了一篇少男少女间忧愁的恋爱故事”。[48]因为陈映真从来不曾立志为作家，所以也无作品保留意识；害得我们今天无法一睹这些青青少作。

关于陈映真的中学生时期，我们所知不多，印象比较突出的有两件事：留级与示威。1953年夏天，“迟钝于逆境、基本上乐观”的初三留级生陈某某，反而拾了个大轻松，“比较仔细地读《吶喊》，到大汉溪游泳、钓鱼，觉得留级其实并未见得就是极大的灾难”。[49]这是多年后陈映真以塞翁失马的态度回顾留级一事，但对为何留级则未置一词。留级诚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当然也无须多做说明。但“为何留级？”这个问题本身，则可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多少可为我们对理着光头、身穿卡其制服的青少年陈映真，在他学生帽底下的那片脑的海洋，到底是平静的抑或是翻搅的，多了一点想象与判断的空间。之前我们提过他的史怀哲之梦。那样的梦想，可能曾让他对竞争的、自利的体制化升学主义产生一种抵牾之情。但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另一面。

留级那年恰恰是他养父生平飞黄腾达之顶。战后国民党的治台策略，与战后韩国颇似，都是在美国的指使交办下，清剿左翼反日力量，拔擢日据时期“有力者”以为治具。陈映真的养父（也就是他的三伯父）在日据时期做过名为“巡察部长”的中阶警官，在当时可算是达到台人从警的天花板了。1953年，他养父选上了台北县县议员，同时，官商双栖，也是“台北汽车货运公司董事兼经理”。那么，我们可否如此想象：在养父最发的那两年，是否正值青少年陈映真由于内心深埋陆姊之诀别与鲁迅之呐喊，从而陷入彷徨不安而又无人与说、不知如何说甚至不知所欲说者何的境地呢？这个与白色恐怖高峰期重叠的特色青春期，是否可以部分说明他学业的荒疏呢？我认为非常可能，而且我有证据，虽是间接的。陈映真1960年小说《家》，就留给了我们一些蛛丝马迹。小说讽刺了一个与作者侧影高度重叠的青年“我”，在父亲死后不到一年，就伶俐地将自己从对权财两好的父亲的青春期反叛的耽溺中解脱出来，“在脸上塑着成人一般的风景”，以家父长的继承人身份，打起精神、立定志向，不再彷徨于场屋之途，而以挤进大学进入体制光耀门楣为人生最高目标——毕竟，“我”上有老母下有幼妹。这个主人公俨然就是作者以自己为原型所捏塑出的一个放弃初心回归家族的“小宋江”。

不得不说，如果细读陈映真（尤其是早期）文学的能力不备，那么“研究者”即便是上天下地搜罗海量档案，深文周纳，以此揭底“陈映真现象”，那将很可能也只是“师其成心”的拼图。而所谓研究也将只是一场恶戏——将片片龙鳞，完整的或受伤的，拼贴成一条早成于他自心的大毒蛇。

陈映真初三读了两趟，之后，考上同校高中部。为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而命名的这所高中，也是我的母校，只是我与“学长”相隔十八载。但也是许多年后，我才知道我与陈映真都在青春时身穿卡其制服头戴军训大盘帽，走过青岛东路军法看守所，经过台大医院长满青苔的老围墙，来到日据时期遗留下来的老建筑——台北车站。不同的是，当时的我绝对惘然于这些建筑后头的历史与故事，只是一个为升学所鞭策为摇滚乐与舞会所安慰与兴奋，除此之外浑浑噩噩一无所知的青年。待我高中毕业时，那个军法看守所正好扒清，在空荡的石砾地上，不久盖起了当时台北最豪华的“来来香格里拉大饭店”，越数年，另一个能让殖民与白色恐怖记忆攀援的台北车站也拆了，平地起了一栋不中不西的车站大厦，童騃自得地杵在那儿。我曾想过，我后来还能凭身体记忆返回那个现场接起那段历史，那么，连这个记忆都没有的下一代呢？

从初三留级那年开始“比较仔细地读《吶喊》”到后来上大学思想左转，这两站之间还有一个中继站——一段嗜读旧俄文学的时光。陈映真回忆刚上高中的他：“开始并无所谓地、似懂非懂地读起旧俄的小说。屠格涅夫、契诃夫、冈察洛夫，一直到托尔斯泰……却不期因而对《吶喊》中的故事，有较深的吟味”。[50]对这段自述，可以有两点评论。首先，日后陈映真虽然进的是英文系，但综观他的文学一生，与鲁迅相类，主流英美文学从来就不曾进入他人文感受的核心地带，反而是以更大的热情投诸那些在“近代化”历程中被视为“居下流”的文明或民族的文学；而这样的心与眼，其实是早在少年十五二十时就已成形了。其次，在所列的旧俄作家里，不是史诗的、高拔的托尔斯泰，反而是忧悒、纤细、总是理解而宽宥、彷徨而苦闷的短篇小说家契诃夫，给陈映真在文学上以最深影响。陈映真后来一再说，影响他比较大的作家有三：鲁迅、芥川龙之介与契诃夫。鲁迅以充满生命力的文字让他得以理解中国的苦难、契诃夫对知识分子在大变局中的弱质的感受与理解，以及芥川的某种“鬼气”，都教育或吸引了他。那么，这三者有何交集之处呢？多年后，陈映真的回答言短意长：“他们都有一个共同性，他们都不是那种横眉怒目式的、‘四人帮’式的作家。”[51]感受这三个作者在陈映真的青少年时期对他投下的深刻烙印，是深入理解陈映真文学、思想与政治的关键而又幽微的入手处。

高中毕业那年有一个“政治”插曲：他参加了台湾自白色恐怖雾降以来的第一次反美群众聚集——1957年的“刘自然事件”（或称“五二四事件”“攻打美国大使馆事件”）。事件起因于一个美国军人在自宅门口枪毙了一位名叫刘自然的中国人，并在一种实质的治外法权下无罪离境，于是激起了为党国（至少是某派）所一度默许的民愤，得机宣泄了1950年以来附庸于美的官民全体的老羞。陈映真说他“纯粹出于顽皮”，打制了一个抗议举牌，上书“抗议美军藐视人权 We Demand Fair Justice”，直奔美国大使馆，参加了这个反美事件，后来还被“刑警总队”叫去问了话无事释回。[52]是否“纯粹”出于顽皮，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陈映真一生无事不上街头，独钟反美示威。1988年3月，为了农民，他上街抗议美国农产品的倾销；[53]2003年，也是3 月，为了抗议美军入侵伊拉克，老人家亲自上街参加反美反战示威游行。[54] 那年那日那场游行，记忆犹如昨日。我在游行队伍的暂时修整中，看到六十六岁的、白发苍苍的、多病缠身的陈映真，不支三月骄阳，在满是站立的欢笑熙攘的青年人群中艰难垂首蹲坐，那时陈师母在旁，看到我，摇摇他，于是陈先生抬起头来与我目光对接；在不挂着社交微笑的脸上，他的眼神显露深深的疲惫与一点点似是看透却依然盼望的光——当然，这是我岁月叠加诠释之后的感受，读者聊作参考即可。

言归“正传”，1956年顷，陈映真养父过世，人走茶凉，债权人登门搬物，家道遽尔中落，所幸还为养子留下一单人寿保险。靠着仅够支付私立大学昂贵学费的保险孳息，陈映真于1957年只身来到淡水小镇上大学（今日淡江大学前身“淡江英专”）。选择英文系，或许是因为当时的文学青年也只有这一条去路；中文系因为经史子集文字训诂“于学无所不窥”，反倒失去了与文学的直接联系。大学头两年大概是陈映真“半生中最困窘的时候”，“寄脚在一家教堂中的小房间”，学费缴毕已无所余，得靠家教支付生活。[55]根据陈丽娜女士的口述，陈映真那时居无定所，除了寄宿教堂，也在淡水的一间祠堂，靠着一堵有檐的边墙，搭上两三片布，能遮风避雨就算是窝了——而靠海的淡水入冬又是异常湿冷。吃也吃不上，只能去菜摊拿别人不要的菜叶胡乱煮煮；让我无端想起苏轼在黄州“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若说那时是冻饿交加也并不为过。然而，一有余钱则往牯岭街的旧书摊奔。
如此的困苦经验以及伴随而来的“挫折、败北和困辱的情绪”，除了作用在陈映真的早年写作，让作品总是带着一股抖不掉化不开的抑郁，也影响了他一生，让他能够对社会底层、对被侮辱与损害者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同情共理；让他能够在1980年代办出像《人间》这样的刊物；让他写出像《万商帝君》与《忠孝公园》这般真实不虚架构于底层人物及其生态的小说。这个始自青年时期的物质贫困以及奔波于生计，其实一直没有真正离开过他。1983年，他46岁，在一次受访里被关切地询及“未来写作计划”时表示：“我现在的问题是，很想赶快解决生活问题，在我这个年龄，我已经花不起时间，特别把时间花费在生活上……”。[56]青年时期的“家道沦落”以及终生的“困乏其身”，是理解陈映真思想与文学的一个如山脉绵延的大背景。陈映真酷爱鲁迅早期作品，是否也与命途相似多少相关呢？陈映真对《吶喊》的吟味也颇特色，是“饱含泪水的爱和苦味的悲愤”。是这个对《吶喊》的体会，让他“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从而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他们都能从一己沦落的痛苦，发而为对广大底层小人物的爱，从而延伸到对破落、贫困甚至愚昧的祖国之爱，最终延伸到辽阔的第三世界。晚年的陈映真以他独到的对鲁迅的品味，以四个字说明鲁迅的批判的现实主义：“丰润深沉”。[57]

六、牯岭街

上大学之后，陈映真算是告别了依附于家的青少年时期，也永远离开了故乡小镇，之后，除非不得已，例如服兵役与吃牢饭，陈映真都工作生活在大台北地区，直到暮年养病以及逝世于祖国北京。在陈映真少数提及故乡小镇的文字里，也有一种类似鲁迅对故乡“S 镇”所表露出的灰蒙、黯淡和压抑，以及一种亟欲逃离却又藕断丝连的状态；毕竟，那是无法斩断的父祖之乡与儿时之乡，是终身的乡愁。在陈映真的一篇早期小说里，祖父、故乡，与乡愁，就浓浓地结在一块儿。[58]

离开故乡，但故乡却一直内在于他；进入都会，但都会却似乎永远外在于他。陈映真怎么看也都不像是个“都会知识分子”；他对光影杂沓绅士淑女的摩登都会有一种本能的局外感，甚至终生有一种出于某种道德感的鄙弃——“繁华的、恶魔的都市”；[59]“败坏而麻木的城市”；[60]淫乱而且腐败”。[61]先生为人庄重持礼，却独喜趿凉鞋，莫非是出自无意识的对都会上流准则的轻蔑，是一种魏晋风骨呢？

陈映真对摩登都会的抽离感应有更深层的思想根源。1970年代下半叶，陈映真频繁以“小市镇知识分子作家”自我定位。为何他要特别标明“小市镇”呢？固然不能说与他并非工农或地主背景出身无关，但我想，他要传达的并非对“小市镇”的特殊认同，而是一种在“乡村”与“都会”之间的存在意识。唯有“小市镇”能传达出那种处在乡村与都会、中国与西方、承载无穷生命力的老百姓与虚伪无爱的（西化）知识分子……两者之间的张力感。[62]“小市镇”经常是陈映真在观察与思索急遽社会转型时所设定的观测所。以“小市镇”为背景的小说，在陈映真的创作全体里占绝大多数，从《我的弟弟康雄》（1960）一直到《忠孝公园》（2001）。陈映真的“莺镇”与鲁迅的“鲁镇”，是否共有一种有类似内在逻辑的时空自我定位呢？

对五六十年代的台北市，陈映真最常忆及的，根据我的归纳，有两类空间，皆涉及镇压与反抗，也皆是体面人、阔人的都市记忆所不及的都会之中的非都会角落：一类是枪决政治犯的马场町、羁押政治犯的东本愿寺、青岛东路警总看守所……这类“死亡的政治空间”；另一类则是“反抗的思想空间”，即孤例成类的牯岭街旧书摊。就是在那片搭在行人道上节次鳞比专卖旧书的违章书摊上，大一新生陈映真看似鬼使神差地与禁忌的1930年代中国文学与左翼理论相逢。但像我们这般略知那个小伙子的际遇养成的人，则知道其实并非宿命或巧合可解，而是陆家大姊的魂灵为白色恐怖岛屿上的少年陈映真开了一扇深锁的门，而站在门后的正是鲁迅。此后，是鲁迅的“看不见的手”指引着陈映真去到牯岭街，那儿为他保存了日据时期台籍文人以及1945-1949年间台籍文人与大陆来台文人身后遗留或绝望抛弃的很多签名历历但不知主人安在的中文的、日文的和英文的旧书。青年陈映真以鲁迅为辐辏，索骥摸瓜、上下求索，于是看到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文学家、理论家与革命志士的闪亮群像。是鲁迅，“给了他一个祖国”，让他此后的一切都与20世纪中国革命连上了不解之缘。

违章破旧的旧书摊，与那摩登敞亮垂显上国威仪的“美国新闻处”，相距不及五百米。旧，还是新？在这个暗喻性十足的“十字路口”上，与陈映真同代的知青文青愤青，几乎都选择后者为流连之所。陈映真是我所听过的唯一特例。1957-1958年顷，大学生陈映真经常怀着忐忑的兴奋来到牯岭街，在他孤单的心跳与脚步声的不远处，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也许在睡梦中还听过这人的脚步声呢。1957年末，笔者出生的地方就是牯岭街89巷2号，变电所后头一幢日式黑瓦木造“榻榻米”房子。听我母亲说，那是我们家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来台后，从一个即将返国的日本植物学教授那儿顶下来的。

从陆家姐姐到鲁迅到“牯岭街”，是陈映真在白色恐怖下，没有组织没有同志，独自走出的“左转三部曲”。“牯岭街”象征了陈映真“左转”的达成。在那儿，鲁迅之外，他还读了很多1930年代大陆作家巴金、老舍、茅盾和曹禺的作品。这类书读完了，就触类旁通，读起社会科学与哲学的著作，包括《大众哲学》《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程》、日文的《西行漫记》、莫斯科出版社英文的《马列选集·第一册》，还有“纸质粗砺”的毛泽东写的小册子——以上是比较确切的“旧书摊图书馆”藏书。此外，陈映真还提过包括卢那察尔斯基与普列汉诺夫的日文本的左翼文艺批评，以及也是日文版的列宁的《国家论》与《帝国主义论》。[63]但我们无法确定这几本书是来自牯岭街，还是1964年顷从一名驻台日本外交官那儿读到的。

阅读《全集》，我们发现，在这个记忆书单中，对陈映真冲击比较大的有两本，分别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与斯诺的《西行漫记》。这两本书很具有某种“寓言式”的代表性，短长相倚，共同构成了陈映真的“左”。《大众哲学》代表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哲学与左翼文论这一类著作，让陈映真得以进入一种历史唯物论的理论与方法论世界，冲击了他的世界观，让他在人文、文艺之外找到了一个分析性的对偶，让知识、思想与感情得以相对化，得以展开“社会性质”与“意识形态”的分析。然而，陈映真却也从来没有完全接受“经济决定论”，因为它只讲了故事的一半，而另一半则是“意识”“主动性”以及包括诚、真与爱等价值信念的重要性。甚至，在意识与存在的辩证中，我们往往发现陈映真更看重的是前者。于是，相比之下，斯诺的书似乎更重要，因为它以报告文学的力量沦肌浃髓长征魂灵深处，让青年陈映真身心认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的纯洁、真诚与理想性格，并深深地被革命者为他人而活的无悔信念所感动。多年后，陈映真回忆初读《西行漫记》：“一抓到手就放不下，眼泪直掉，浑身发抖，我忽然觉得真对不起这个国家，我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变化”。[64]“眼泪直掉，浑身发抖”——那是心灵触电，那是有“崇高”性质的类宗教体验。可以想象，陈映真在阅读《西行漫记》时，看到红军、党员与群众，在那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却能孕育出沛然的平等、友爱、学习与向上的人格与实践，并热切相信中国与人类必将解放……他能不想象这是彼岸天国在此岸大地上的真实实现吗？能不想象“祖国”，或“革命”，是“耶稣”这个象征爱与真理的普世能指，在当代的具体呈现吗？

因此，“牯岭街”让青年陈映真进入到一个由中国现代史、现代文学与革命理论所构成的崭新的知性的世界，但却并不曾因此弱化，遑论淘空，他的感性的、信念的与信仰的世界，反而是感性找到知性而相互加强了。在陈映真走上牯岭街的同时，他是不再上教堂了，但他也同时把20世纪中国革命注入了一种信仰者的热情，以这个热情去认识革命，并以一种福音传道者式的热忱，把自己献给了中国。此际，我要陈述一个关于陈映真思想的命题：虽然1957年顷的陈映真，在行为上有一个上教堂与不上教堂的断裂，但是思想与精神上并不存在基督徒与马克思主义，或宗教虔信者与爱国者的断裂。当然，这绝不表示没有改变，而是豹变中自有不变。一个青年孤单地从文艺的与虔信的状态一寸寸地蜕化为一个跃入20世纪中国革命洪流的青年，在1950年代末的台湾，那是怎么说都不至夸张的变化。对陈映真而言，“祖国”“红星”“鲁迅”与“耶稣”……以不同的波长相互照耀，共谱一种真诚、宽阔与向上的精神意象，而其中任何一项，都不构成单一自足的前提。

至于为何“觉得真对不起这个国家”，自然是对自己无法真正纵身跃进这条历史大河，奉献出自己的力量，而有所愧吧！我们将看到，此后，一直到1970年代末关于“文革”的大量负面讯息排山倒海而至，造成了他的信念危机之前，陈映真对新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想象，依据的都是这本当初让他“眼泪直掉，浑身发抖”的《西行漫记》。

1990年，台湾的时报出版社出版了战后第一套公开发行的《资本论》三卷，成为一时话题。这一年的二月，陈映真率“中国统一联盟代表团”到北京访问。那年底，陈映真写了一篇《“马先生来了”？马克思〈资本论〉在台湾出版的随想》（1991），文章里提到了斯诺。他是如此说的：“今年春天，在北京大学的、微雪的校园里，猛一个转弯，蓦然撞见了艾德嘉·斯诺的墓，使我大吃一惊，百感交集。我满面泪痕地读完斯诺日文版的《中国之红星》（汉译《西行漫记》）的大学四年级那个极为寒冷的夜晚的情景，当下立刻涌上了心头”。[65]

七、“旧书”

大学一二年级的“牯岭街”旧书摊的“新书”经验，造成了陈映真的“豹变”。在《后街》里，他如此说“牯岭街”所带给他的变化：“他几乎日日觉得自己在不断地蜕化，不断地流变，却不知道自己终于要蜕化成什么，深深恐惧着不让即使父母朋友察觉到自己不能抑制的豹变。”此时的陈映真天地之间唯一敢于透露胸怀的，唯有他的发小吴耀忠，能够一起共读“破旧的新书”，或“偷偷地唱着中国的新歌”，直到1968年5月一起被捕，一道坐牢七年。[66]出狱后的吴耀忠历经挣扎最终走不出身心之伤，日趋颓唐，酗酒哭泣，死于1987年。2009年夏天，台中的“国家美术馆”为吴耀忠办了一个家属捐赠特展，内容包括吴耀忠的创作、藏书与相关档案。在一个平放的玻璃橱窗内，陈映真为亡友写的挽词的硬笔草稿静静躺在那儿：

耀忠阿兄千古

少时订交 共读新书 慷慨同系两千日天狱 笑谈犹惜同乡学友心

老来死别 独吟故牍 悲凉孤对一万里祖国 吞声仍想兄弟同志情

陈映真泣挽

这大概是我唯一见过的陈映真的旧体“写作”。橱窗里还有很多其他友人的挽词草稿，纸张大小不同，但记忆里大多是白话体长短句。陈映真的挽词，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应该是当时心情的直接体现，反映在编写边涂改（例如把“故国”改成“祖国”……）。对写作者当时心情状态的琢磨推敲，我其实是感兴趣的。我好奇，为何陈映真在“共读新书”的“至友”之死的悲痛时刻中，所采取的表达方式竟是旧体对联？我的猜测是，陈映真当时可能觉得不以此传统形式就无法表达出他思念与惜别的沉重。白话文这个载体，在一个人面对死生大事的性情抒发的当儿，似乎总是少了些凝练含蓄，也似乎注定短于将逝者安置在那个人所从来但又超越个人的数千年文明历程之中。虽然，之后陈映真也为亡友写了一篇很真诚、很反省也很感人的散文《鸢山——哭至友吴耀忠》（1987）。

起于“小哥”终于“牯岭街”与密友共读“破旧的新书”，是我对陈映真1959年（大学三年级）开始正式写作之前的成长经历的梗概叙述。在叙述的结尾，因“读了书”而遭遇几乎可说是致命性启蒙的陈映真，经历了一场“豹变”，成为了当时岛屿上唯一一位与20世纪中国革命交通上了的左翼青年。

但是，如果我们将“炼成叙述”结束于此，那么这个故事就还是不完全的。不完全，是因为故事的主人公并不是一个典型的20世纪中国（大陆）左翼，而是一个想要成为“中国左翼”的“殖民地的孩子”。“殖民地的孩子”不但要回归中国革命与革命文学，还有一种回归整个中国（包括革命与传统）的文化血脉的欲求。在这一点上，陈映真明显与鲁迅那一代人不在同一感情维度中。对陈映真而言，“中国字”以及它所承载的姓氏名字以及家国文化传统，有一种凛然不可侮的尊严，因为“殖民地的孩子”痛感殖民者对它的否定丑诋。“殖民地的孩子”陈映真对于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核心要素（例如语言文字与文明传统）有一种因被剥夺过而近乎本能的敬爱。于是，陈映真虽然透过“牯岭街”的“新书”走向革命，但并不曾同时接受20世纪中国革命对“传统”的质疑或轻视。陈映真似乎很年轻的时候就觉知，一个左翼是不可能从否定民族传统出发的，虽然他那时未必有一个明确的第三世界意识。

因此，在“牯岭街”的“新书”年月中，陈映真竟也同时航向古中国。在读淡江英语系的同时，他在他本校与外校旁听过叶嘉莹、台静农与郑骞等老师开授的古典文学课、浸润于诗骚唐宋的世界中。必须说，这是当时的文艺青年，尤其是外文系青年，所不可能做出的选择，因为那是一个在英美现代主义迷雾里寻求隐身的或逃逸的感觉的时代。在以上诸位老师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诗词学者叶嘉莹老师。叶老师除了教陈映真诗词，还对青年陈映真的第一篇发表作《我的弟弟康雄》的初稿下过满页的朱批与热情的勉励，对这个青年日后走上创作之路有莫大关系。[67]

再一次与“旧书”的邂逅就不这么浪漫了。1968年陈映真入狱，在绿岛监狱很匮乏的图书室里，他却掌握机会，好好阅读了“《诗经》、《史记》、《宋词选》，一些经史子集”，“……在缧绁之中，他因这阅读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知性上、审美上的释放。”也许，相较于文史学者，陈映真的书架上并没有多少“旧书”，毕竟他是一个战士。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应总觉得他自己与中国传统的疏隔是一问题，而且是一个思想问题。1983年的一次访谈里，在问及“将来的计划”时，陈映真的回答突兀地冒出这样一句话：“要努力在这样的生活学习和写作。我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学搞一搞……”。[68] 陈映真对自身“不足”的自觉，我们后来发现，其实非关文学家自我涵养的补课意识，而是一个攸关第三世界的思想命题。同年，陈映真赴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作家计划”，那儿，他首次直面第三世界作家。从他们那儿，他学到很多，特别是从他人的危机与机会返看自身。陈映真发现，在数百年的长期殖民历程中，很多前殖民地面临了以语言与文字的剥夺为核心的文化解体危机，而“相形之下，我们老祖宗为我们留下一套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化，是多么可以感谢！没有这些，民族认同就没有依归啊……”这些都是根本、是体，有本有体，而后才能有末有用。陈映真语重心长地说：“自己要有思想、文化上的深度，才有从这深度而来的自尊和持重，才能有能力汲取别人在文化和思想上的启示。”[69]

因此，对陈映真而言“旧书”的意义，并不仅仅在滋润个体生命，更在于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文明母体的建立的意义。没有这个“你是谁”的根本的确立，如何择他人之优。这个鲁迅式的“拿来主义”是陈映真的一则终身命题，从青年时期，一直到他2006年中风倒下之前的人生最后一篇文章《发展社会学中的“现代”与“传统”》，皆本于是。这篇未能在研讨会发表的讲稿，质疑了西方社会科学将“现代”与“传统”对立，视前者（西方）为后者（第三世界）的道路与真理。对陈映真而言，“传统”是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超克西方现代性所规定的霸权唯一的发展路径，“以中国自己的发展”为张本，对亚洲以及第三世界做出应有贡献的一个重要依据。这应该也是“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罢。[70]

因此，“旧书”与“新书”，以及他们所象征的“传统”与“现代”或中与西，在陈映真的世界中，必须是要能“通”。不能通，也就无法建立自己的文明与历史主体性，也就不能面对并体察今日世变，并以行动寻求自身出路。此外，对我们民族的和解统一而言，“旧书”与“新书”的不能通，就意味无法将“20世纪中国革命”安顿于中国历史长河中，使中国永劫于因新旧对立而来的各种断裂，其中自然也包括两岸分断。

如何安置“旧书”？或者，大而言之——何谓中国？是“老灵魂”陈映真打从青春起，就开了端倪，并平生数举的大哉问，留给我们所有人接续、承担。尽管老而不敏，但仍愿以此自勉。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乙未割台以来‘台湾回归祖国思潮’之史料整理与研究（1895-2022）”（22JJD750017） 阶段性成果〕

1 陈映真：《关于陈映真》，《陈映真全集》第2 卷，台北：人间出版社，2017 年，第405 页。

2 王安忆：《乌托邦诗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1 页。

3 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 页。

4 鲁迅：《〈尘影〉题辞》，《鲁迅全集》第3 卷，第571 页。

5 陈映真：《祖祠》，《陈映真全集》第13 卷，第167 页；陈映真：《安溪县石盘头——祖乡纪行》，《陈映真全集》第14 卷，第333 页。

6 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陈映真全集》第14 卷，第150 页。

7、8、9 陈映真：《面摊》，《陈映真全集》第1 卷，第11 页；第66 页；第68 页。

10 陈映真：《人道关怀与生命的背离——陈映真的文学告白》，《陈映真全集》第21 卷，第145 页。

11 陈映真：《以小说的方式思考人的问题——与陈映真对话》，《陈映真全集》第17 卷，第169 页。

12 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陈映真全集》第14 卷，第149 页。

13 陈映真：《陈映真·我的孪生兄弟》，《陈映真全集》第10 卷，第218 页。

14 陈映真：《云》，《陈映真全集》第4 卷，第147 页。

15 陈映真：《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访陈映真》，《陈映真全集》第6 卷，第265 页。

16 陈映真：《向着更广阔的历史视野……》，《陈映真全集》第6 卷，第145 页。

17 陈映真：《故乡》，《陈映真全集》第1 卷，第57 页。

18 陈映真：《鸢山——哭至友吴耀忠》，《陈映真全集》第8 卷，第389 页。

19 陈映真：《中国文学在台湾的发展》，《陈映真全集》第22 卷，第257 页。

20、21 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陈映真全集》第14 卷，第149 页。

22、24 陈映真：《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陈映真全集》第20 卷，第291 页；第290 页。

23 陈映真：《中国文学在台湾的发展》，《陈映真全集》第22 卷，第258 页。

25 陈映真：《台湾文学往哪里走》，《陈映真全集》第5卷，第193 页。

26 陈映真：《一个“私的历史”之纪录和随想》，《陈映真全集》第16 卷，第155 页。

27 陈映真：《死者》，《陈映真全集》第1 卷，第75 页。

28 陈映真：《谈“台湾人意识”与“台湾民族”：戴国煇·陈映真爱荷华对谈录》，《陈映真全集》第6 卷，第345 页。

29 吕正惠：《曾健民的台湾光复史研究述论》，《海峡人文学刊》2021 年第2 期。

30 陈映真：《中国人任人恣意侮辱的日子已一去不返了》，《陈映真全集》第3 卷，第418 页。

31 陈映真：《从江文也的遭遇谈起》，《陈映真全集》第6 卷，第272 页。

32 鲁迅：《战士和苍蝇》，《鲁迅全集》第3 卷，第40 页。

33 陈映真：《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陈映真全集》第20 卷，第315 页。

34 陈映真：《在冷战中受孕的胎儿：一九五〇年代·荒烟中的历史》，《陈映真全集》第11 卷，第32 页。

35 陈映真：《再燃上一支蜡烛——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访谈录》，《陈映真全集》第10 卷，第396 页。

36 陈映真：《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陈映真全集》第20 卷，第312 页。

37 陈映真：《鞭子和提灯——代序许南村〈知识人的偏执〉》，《陈映真全集》第2 卷，第365 页。

38 陈映真：《从历史最沉郁的黑暗中释放——写在北市马场町纪念公园落成前夕》，《陈映真全集》第19 卷，第25 页。

39 张承志：《鲁迅路口》，《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第169 页。

40 陈明成：《陈映真现象：关于陈映真的家族书写及其国族认同》，台北：前卫出版社，2013 年，第208 页。

41 陈映真：《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陈映真全集》第20 卷，第295 页。

42 陈映真：《面摊》，《陈映真全集》第1 卷，第11 页。

43 陈映真：《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全集》第1 卷，第26 页。

44 邱胜男：《我的老友陈映真》，《思想的贫困》陈映真作品集第6 卷（访谈卷：人访陈映真），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 年，第137 页。

45 邱胜男：《我的老友陈映真》，第138 页。

46 陈映真：《生死》，《陈映真全集》第21 卷，第305 页。

47 陈映真：《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陈映真全集》第20 卷，第292 页。

48 陈映真：《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全集》第7 卷，第68 页。

49、50 陈映真：《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陈映真全集》第14 卷，第151 页。

51 陈映真：《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陈映真全集》第20 卷，第296 页。

52 陈映真：《生命的关怀·序》，《陈映真全集》第20卷，第170 页。

53 陈映真：《丰富、生动的功课——“三一六”农民反美示威的随想》，《陈映真全集》第10 卷，第221 页。

54 陈映真：《反对“不准反美反战”和“只准聊以反战不准反美”！——此次反对美帝侵伊运动的反思》，《陈映真全集》第20 卷，第265 页。

55 陈映真：《台北断想》，《陈映真全集》第18 卷，第42 页。

56 陈映真：《陈映真的自剖与反省》，《陈映真全集》第7 卷，第34 页。

57 陈映真：《左翼人生：文学与宗教——陈映真先生访谈录》，《陈映真全集》第21 卷，第121 页。

58 陈映真：《祖父和伞》，《陈映真全集》第1 卷，第91 页。

59 陈映真：《故乡》，《陈映真全集》第1 卷，第65 页。

60 陈映真：《最牢固的盘石——理想主义的贫乏和贫乏的理想主义》，《陈映真全集》第2 卷，第231 页。

61 陈映真：《台北断想》，《陈映真全集》第18 卷，第42 页。

62 陈映真：《兀自照耀着的太阳》，《陈映真全集》第1 卷，第303 页。

63 陈映真：《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陈映真全集》第20 卷，第294 页。

64 陈映真：《再燃上一支蜡烛——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访谈录》，《陈映真全集》第10 卷，第397 页。

65 陈映真：《“马先生来了”·马克思〈资本论〉在台湾出版的随想》，《陈映真全集》第12 卷，第350 页。

66 陈映真：《鸢山——哭至友吴耀忠》，《陈映真全集》第8 卷，第390 页。

67 陈映真：《四十五年前的朱批》，《陈映真全集》第21 卷，第150 页。

68 陈映真：《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陈映真全集》第6 卷，第270 页。

69 陈映真：《温暖流过我欲泣的心——在爱荷华访陈映真》，《陈映真全集》第6 卷，第341 页。

70 陈映真：《发展社会学中的“现代”与“传统”》，《陈映集全集》第22 卷，第38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