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进展情况
『闽台区域研究丛刊』第六辑出版
2000年创刊的以发表一流闽台区域研究成果为宗旨的第6辑《闽台区域研究》年刊经过同仁的共同努力完成组稿工作，并于2008年5月由中国环境出版社出版。年刊共分为三个栏目：闽台区域经济研究、台湾政治研究和闽台文化研究。年刊共收入论文25篇。
主要学术活动
海峡两岸经济发展论坛（福州）在福州召开
海峡两岸经济发展论坛(福州)于2008年5月28至30日在福州召开。本次论坛由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发起，福建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承办。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教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主席蒋正华;福建省委常委、副省长、教育工委书记陈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福建省十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林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副主席，全国科协原副主席曾庆存；国家高技术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教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副主席，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原全国政协委员马俊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主席团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孙枢；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主席团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原全国政协委员李京文；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顾问，台湾中央信托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嘉栋；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助理，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副秘书长徐扬生；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董事长、教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主席团常务委员张镜湖；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萧代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校长、教授李天任；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院长、亚太研究所所长、讲座教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杨汝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主席团常务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副主席，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廖克；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数学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秘书长彭公炳；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方彦富；福建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郁成；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邓本元；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福建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福建农林大学兼职教授，福建行政学院客座教授李闽榕；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陈必滔；福建师范大学校长、教授，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李建平；福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宣传部长朱华；福建省台湾研究会会长，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教授，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严正；福建师范大学自然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朱鹤健；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教授潘世墨；福建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福建省生态文明研究会会长廖福霖等领导出席开幕式。来自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北京工业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和华侨大学等有关部门和高校的专家学者；来自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和中国文化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企业界人士；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资深教授；来自《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导报》等新闻媒体的记者等120多位莅临本届论坛。本次论坛共收到论文近70 篇，是一次规模大、层次高、影响广的学术盛会。
两天来, 各位专家学者在大会演讲和分组讨论中，围绕“海峡两岸经济发展与互利共赢”这一主题，就“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环境及当前海峡两岸关系有利形势下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及互利共赢的愿景”、“扩大与深化海峡两岸经济长期稳定合作的机制与模式及近期可能实现的重要举措”、“拓展两岸共同市场的主要途径及实现的步骤”、“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和闽台经济合作的主要途径及举措”等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学术研讨和交流,达成了很多共识，取得了一批颇有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
闽台区域论坛
论20世纪50年代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较量
谭晓曙
一
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第二年三月，台湾举行所谓“总统”大选，“台独”势力代表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微弱优势当选。对此，中国政府发表自己严正立场，坚决捍卫“一个中国”原则，如果台湾当局一意孤行，发生以任何名义分裂中国行为，将采取断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手段，以维护祖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一时间，台湾成为国人注目的焦点，台海局势亦为世人瞩目。众所周知，台湾问题是国共两党内战遗留下来的内政问题，这次台海危机的根源在于李登辉搞“台独”，但是美国却对台海局势表现了极大的关注。掌握美国参议员议事大权的关键人物，多数党领袖洛特，致函当时的美国克林顿总统，说什么“白皮书发出的威胁不能接受”，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提供台湾所需的防卫设施”，军力覆盖西太平洋水域的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多兰亦证实，台湾“总统大选”期间前后，第七舰队保持高度备战状态，密切注视台海两岸局势发展。第七舰队是当前美海军最大的前沿部署舰队，其主舰“小鹰”号在我国政府发表《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后第二天，便离开母港横须贺港，游弋于台湾海峡。海峡两岸关系由于美国的介入而更趋恶化。
事实上，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十分敏感而棘手的问题，台湾问题长期未能解决且变得越来越复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介入中国内政，干涉中国内政造成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给台湾当局提供大量军援，不断抛出“划峡而治”，“一中一台”，介入海峡两岸冲突之中，企图使台湾与中国分离开来。为实现祖国统一，中共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斗争，挫败了美国把台湾分裂出去的阴谋。本文拟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台政策及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作一初步探讨，为我们今天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些经验和教训。
综观20世纪50年代，美国之对台政策有一个由“弃蒋”到扶蒋“保台”的演变过程。1949年前后，随着国民党百万大军在大陆的迅速崩溃和国民党政权的全面瓦解，美国估计，如无美国的军事占领和控制，台湾大约将于1950年底置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而如果出兵台湾帮助国民党，就难免同中共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使美国卷入长期的冒险当中，“弄得不好，可能卷入公开战争”[1]。因此1950年1月，杜鲁门声明：“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亦无意使用武装部队干预现时的局势，亦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2]这项声明表明美不干涉中国台湾问题的弃台政策的确立。但是这一政策，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很快发生了改变，朝战爆发的第二天，总统杜鲁门即下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进攻”，同时，增派第十三航队常驻台湾，以武力阻隔大陆与台湾的接触。艾森豪威尔取代杜鲁门上台后，最坚决反共分子杜勒斯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1954年12月，杜勒斯与国民党代表叶公超在华盛顿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并操纵国会通过了《台湾决议案》。通过这一条约和议案，美国承担了向国民党军队提供援助，提高共同作战能力的责任。台湾当局还同意“美国在台澎及其附近为其防卫所需要而部署美国陆空军之权利”，从而使美在台驻军长期合法化，而且美国会“授权美国总统，于其认为必要时得以使用美武装部队，专事确保台湾与澎湖，以防武装攻击”，从而将台湾正式纳入美核保护伞下，公开干涉和阻挠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
美对台政策的改变是基于其全球战略利益的。二战后，世界出现两极结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明显对垒，在远东，美国将其政策重心放在所谓对付共产主义威胁上。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的蔓延，美将矛头对准了社会主义的中国，策划与缔结一系列旨在限制、孤立、围堵中国目的的《集体安全防御条约》，通过与菲律宾、南朝鲜等国签订军事条约，在西太平洋构筑了一条月牙形环线，而台湾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这道防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台湾位于欧亚大陆与太平洋的接合部，背靠中国大陆，是重要交通枢纽，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任侵略朝鲜联合国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在演说中这样认识台湾：我们用我们的盟友所占有的从阿留申群岛到马利亚纳群岛形成的一个弧形的岛屿锁链，把太平洋直到亚洲海岸加以控制，从这个岛屿的锁链，我们可以用空军控制自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的海港，并可以防止任何进入太平洋的敌对行动。“台湾的地理位置是这样，如果落到一个对美国不友好的国家手里，它就成了插入在这防御圈正中央的一个敌对性的凸角……目前，在台湾有许多密集的空军和海军作战基地，它的潜力比黄海至马六甲海峡之间亚洲大陆上任何类似的集中地都更大”，台湾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水艇供应舰”，“这个永不沉没的母舰兼各式不同的飞机，并可给予短程海岸潜水艇以前方作战之供应。若取得了这个前方潜水艇基地，则短程潜水艇的效能，将因活动半径之扩大而威力倍增，以至威胁从整个南方来的海运，并切断西太平洋的所有海上通路”，“如果失去了对台湾的控制，美国将失去在西太平洋的屏障。这样将把未来战区向东移动五千哩，达于美洲大陆的的海岸，等于把美国和友邦置于东方共产主义势力直接威胁之下”。这就是美国对台湾作出的战略定位，显然，美国从对台湾无意到情有独钟，是其称霸全球战略的一种选择。
美国既想保住台湾，使之不落入共产主义分子之手，以确保其西太平洋防线，但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苏联而不是中国，其主要利益在欧洲而不在亚洲。朝战结束后，新中国的强大使美国认识到，国民党反攻大陆其成功率几乎为零，美亦不希望因台湾问题而再次陷入中国新的内战，更不愿因远东利益而影响其全球战略。因此，美一方面为台湾当局提供大量军事援助，1951年至1980年，美对台军援达45亿美元，同时加强对台的军事控制和防护，继派出第七舰队和第十三防空队进入台海地区后，1951年11月，美台签订秘密军事协定，根据这一协定，美驻台军事援助顾问团在台北设立，美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更亲自赴台，与蒋介石会晤，双方商讨决定，美蒋双方海陆军，归麦克阿瑟统一指挥，以共同防守台湾。1952年3月，美发表128号文件，强调美可以采取单方行动，确保台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美公开承诺防卫台湾的义务，这样就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美台之间的互助同盟关系。另一方面，美认真考虑的是制造“两个中国”，但是美国是《开罗宣言》签署国之一，该宣言已确定台湾归属中国，为此杜鲁门以中日之间尚未签订关于台湾问题的和约为借口，于1950年6月27日声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公然违背自己曾签署的《开罗宣言》，抛出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为制造“两个中国”寻找法律依据。在20世纪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中，美又不断提出“划峡而治”方案，以图制造“两个中国”。
二
领土完整，祖国统一，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标志和国家强大的基本条件。台湾在我国军事、政治、经济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台湾问题关系着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与统一。台湾是我国东南近海第一大岛，是中国沿海的重要屏障，它与海南岛和舟山群岛等沿海岛屿构成海上长城，屏蔽中国东南沿海陆地，加之其以上所分析的扼守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战略枢纽地位，台湾一旦落入敌对势力之手，则中国东南门户洞开，帝国主义可直接入侵大陆，同时，台湾紧靠菲律宾海，台湾以东部分水域是我国唯一拥有主权和经济权的太平洋水域，是我国战略出海口，也是我国唯一能够进入太平洋的通道，是对外联系的交通枢纽，若台湾与大陆不能统一，不仅我国海权发展将受到巨大制约，亦将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政府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在打退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同时，对美国企图将台湾分裂出中国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美国的操纵下，国民党当局依赖美援不断对我沿海岛屿进行挑衅，国民党海军的“巡逻线”伸到浙江、福建、广东的沿海一带，以武力威胁各国商船进出厦门、福州等港埠，国民党空军机群也不断骚扰大陆领空，蒋介石狂妄叫嚣“反攻大陆”，美国也提出“战事边缘”，其第七舰队在台湾南部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面对国民党的嚣张气焰和美国的强权政治，毛泽东以无产阶级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不无幽默地说：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为了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坚定立场，同时也为了反击国民党军队在美军支持下对我沿海岛屿的挑衅，中国政府于1954年9月和1958年8月，先后对金门、马祖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队实施惩罚性打击，台海危机由此爆发。这两次炮击虽然针对的是蒋介石国民党，但却使美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美国作为台湾的“盟友”，虽重申不放弃它所承担的以武力协防台湾的责任，但美国可以制造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却对金、马属于中国这一定论无法否认，因为这些岛屿从未脱离过中国的管辖范围，美国如卷入金马之战，就势必因介入中国内政而遭受国际社会谴责，同时也会因此而被拖入新的中国内战之中，这是与其全球战略利益相悖的，美国既要避免为了沿海岛屿而同中国开战，又要承担对台湾的防御义务，最后，艾森豪威尔向蒋介石提出放弃金、马方案，这样既可达上述目的，且放弃金、马，就可完全割裂大陆与台湾的联系，以海峡为界，分裂中国，从而为制造“两个中国”计划扫清障碍。但蒋介石却坚决不愿意放弃金、马，对蒋来说，持有这两个岛屿就意味着统治着中国大陆的一部分，金、马是台湾与大陆地域上和政治上的最后纽带，失去金马，等于失去反攻大陆的希望。蒋介石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声称：台湾将固守金马，不容为了盟邦态度如何，而瞻顾徘徊。国民党七届六中全会亦强调：“要坚持立场，固守金门、马祖，对盟国坚决履行条约义务，但对条约以外的事项，如与国家主权和利益有损害者，决不加以考虑。”[3]美蒋在金、马问题上的矛盾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同时，在炮战的实践中亦摸到了美国虽承诺对台的防卫，但又无意为防守金马等大陆沿海地区的蒋占岛屿而卷入中国内战的意图，1958年9月7日，美海军军舰出动到金门海域，为国民党军队运输船只护航，毛泽东作出了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的决定，结果国民党的军舰遭到了重创，而美舰却一弹未发退出了战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共继续坚持以单纯的武力方式解决金马问题，不仅因美国的插手而难以达到目的，而且有可能使蒋介石因不堪大陆的军事压力而完全倒向美国一边，使国共之间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同时因国民党丢掉了在大陆沿海最后的象征性据点，则会更有利于美国实现“划峡而治”分离中国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国共两党在“一个中国”原则上有一致的共识，经过反复权衡，中共中央改变了先解放沿海岛屿，再解放台湾的初衷，形成了完整的对台和沿海岛屿的政策，即让金、马仍继续留在国民党手中，作为大陆与台湾的纽带，以便对金、马、台、澎一揽子解决，因此，中央军委作出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决策，其目的在于减轻对金、马的军事压力，又使其处于紧张状态，拖住美国不得脱身，这就是著名的“绞索政策”。毛泽东说：“金、马是套在蒋介石脖子上的‘绞索’，更重要的也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这是美帝国主义自己套上的……我们为什么要帮助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把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绞索’解开呢？”[4]毛泽东认为将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中，“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5]。此后，金门炮战出现一种奇特的场景，对金门，解放军逢单日打炮，双日则不打炮，以后更只是打宣传弹，此情形一直维持到1979年。
建国初期，海峡两岸的军事大冲突，是战后中美两国围绕台湾问题的直接交锋，美通过各种手段诱逼蒋介石走“两个中国”道路，以保证美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保证美对台的永久控制权，阻碍新中国的统一和发展。中国政府不畏霸权，敢于斗争，用炮战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人民统一中国的强烈决心，同时，从民族大义出发，利用美蒋矛盾，采取灵活机动战略，通过象征性的打打宣传弹，这种不以杀伤对方为主要目的的特殊炮战，将大陆与台湾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大陆、台湾、美国三方以战沟通“对话”的特殊渠道，从而使美割裂大陆与台湾联系，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宣告破产。
三
军事斗争的同时，在外交上，中美双方围绕台湾问题亦展开了针锋相对斗争。
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创始国之一，美国却利用其在联合国的有利地位，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1950年，艾森豪威尔执政后，即提出了对华政策三原则：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从1950年到1970年，在美操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被拒之于联合国大门之外，而“中华民国”却仍保留着在联大“中国代表权”的合法席位，美企图以此造成“中华民国”合法性的既成事实，为制造“两个中国”创造条件。
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美国又利用国共冲突，支持新西兰在联合国理事会提出的议案，该议案“要求”安理会审议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在“中国大陆沿岸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建议”安理会迫使台湾海峡停火，美国政府策划安理会停火案，其实质是欲把原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国际化，公开制造“两个中国”。
为了打破美国霸权主义给新中国外交造成的困难，粉碎美国“划峡而治”、“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共一方面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在“求同存异”方针指导下，加强与亚非各国的团结。1953年周总理代表我国政府同印度政府就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按此原则顺利解决了两国边境问题，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此后，于1955年“万隆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便具体体规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由于中共不畏大国压力，真诚与世界各国交往，从而赢得了越来越多国家对中国的尊重，1965年，49个国家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打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
另一方面，中共坚决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当旨在分离中国的“新西兰提案”提出后，中国政府进行了及时的揭露，周恩来电告安理会：“新西兰的建议显然是干涉中国内政，掩盖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因此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中国不能派代表参加对新西兰建议的讨论”。[6]具有戏剧意义的是，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亦同时发表声明“新西兰方案将鼓励和支持那些正在以‘两个中国’为目的的人，‘两个中国’的说法真是‘荒谬绝伦’”[7]。国共两党虽坚持不同立场，但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却站在了同一线上，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反对，美“划峡而治”企图终告破产。
由于美国的干涉改变了台湾的政治、军事状况，加大了武力解放台湾的难度，同时鉴于台湾当局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为了缓和台海局势，中国政府积极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统一问题。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郑重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讨论缓和台海局势问题。这一声明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同年8月，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中国政府强调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美国从台湾地区撤军，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而美国却把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国际争端同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国内问题相混淆，要求中国承认它在中国领土台湾有所谓“单独和集体的自卫”权利，美方代表坚持只要中国不放弃在台湾使用武力，就不改善中美关系，由于美国始终抱着敌视中国的态度，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这次谈判，为中美双方的沟通提供了一个直接的渠道，它既阻碍了美国“两个中国”计划的推行，而且对促进国际形势的缓和和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国与国的较量，凭借的是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了压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美一方面加强对台湾“经援”的投入，增强台湾与大陆抗衡的经济实力，1951～1965年，美对台的经济投入约15亿美元；另一方面，利用联合国对华采取经济遏制战略。在朝战爆发以前，美国务院正式通知美商业部，决定“对向共产主义中国出口战略物资实行比迄今为止更为严厉的控制许可证制度”。朝战爆发后，在美国政府建议下，巴黎协商国统筹委员会——一个控制向共产党国家出口战略物资的专门机构，对中国和朝鲜实行贸易管制，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赴朝参战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题为《经济防卫政策》的NSC104号文件，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禁止美国船只和飞机前往中国的任何港口和机场，禁止进口任何中国生产的产品，企图通过严厉的经济制裁政策，“尽一切可能让共产党在经济上的日子不好过”。
新中国建立之初，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以及长期的战争摧残，加之国民党退居台湾前将大量黄金运往台湾，国内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极为困难，工业资料短缺，当时连一般的铁钉也得从外国购买，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使我国初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同时，我国也积极发展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从而打破了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
总之，建国初期，美帝国主义抱着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从军事、外交、经济上进行封锁，并干涉中国内政，企图割裂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以达到“划峡而治”目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不仅拓展了国际空间，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而且在经济上壮大了自己。中共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既得到了全中华民族认同，亦为世界各国所遵守，即使是美国、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也不得不顺应世界形势的发展而公开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由此说明“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能违背的，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必将遭到全中国人的唾弃。
【参考文献】
[1]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上）[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10.
[2] 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C].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24.
[3] 蒋总统四十年言论集[C].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编印，41.
[4] 人民日报[N].1958-10-13.
[5] 叶飞回忆录[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679.
[6] 人民日报[N].1955-02-04.
[7] 张山克.台湾问题大事记[M].北京：华文出版社1988.106.